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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天津社会科学》 庞卓恒 参加讨论

西方大多数民族虽然比中国较晚进入文明时代,但主要因为他们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个体对群体的依附程度较弱,各种共同体对个体的约束也就较为松弛。他们对奴隶的压迫很残酷,而奴隶制盛行时的奴隶主要来自异邦人。农奴似乎比中国农民所受压迫更为沉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曾论证,主要由于西方农奴承受的实际剥削量较中国农民为轻,使他们有较大的可能性去积累自己的财富,发展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力,从而在中世纪中后期,以自己的剩余农产品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于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接着,市民阶层同农民一起,进一步促进自然经济的解体、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这个历史过程也就是西方劳动者首先通过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能力的增长而逐步挣脱人的依附关系,争得个人独立人格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脱离人的依附关系下的群体本位文化,并逐步创建新的个体一群体本位文化的过程。历史的进程使得最彻底地追求资本主义原则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成了创建这种新文化的突出角色。他们的生存和活动方式使之特别倾向于主张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利益的原则,不承认高于个人的群体利益或社会利益,这就使得他们创建的文化具有极强烈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特色,以致人们的确可以称之为个体本位文化,其极端形态就是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大多数西方人谴责的“认钱不认人”的拜金主义的“异化”文化。
    但是,西方近代新文化并不单纯是由最彻底地追求资本主义原则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创建的。资产阶级中主张有节制的资本主义的众多阶层,小资产阶级、职业的精神生产者阶层,还有无产阶级,都参与了近代西方新文化的创造。这些阶层或阶级创建或承载的文化,除了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外,还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维护个人独立人格和人权,同时也反对以个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反对“认钱不认人”的拜金主义的异化文化,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博爱主义、利他主义、和平主义、合作主义,以至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些文化潮流不但表现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等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潮中,表现在公认具有永恒的人类精神财富价值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中,而且在现实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领域都有其倡行的巨大人群和组织。这些文化潮流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探求自我和他人、个体和群体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协调的途径。
    这些文化潮流也象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其他一切文化潮流一样,本是发源于人们现实的生存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在私有制下实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它在使人们从人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而获得人的独立性的同时,又把独立的个人变成与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互相冲突的个人;另一方面,它作为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人们普遍地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活动、思想和服务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要求人们使自己的劳动、活动、思想和服务与他人和社会的需求互相协调,使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在互相承认独立人格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协作和协调关系,正是在这样的互相冲突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那些力图从不同角度解决或缓解那些冲突的文化潮流。
    由此可见,把近代西方文化在个人和群体关系上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个体本位文化是不恰当的,说它是一种个体一群体文化或探求着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的交汇途径的文化似乎更能反映它的全貌。
    由此可见,象陈独秀那样去做中西文化比较,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由此做出的比较结论当然也就不可能符合历史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比较的错误是直接同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道路的错误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他始终认定,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才是真正体现了他所理解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中国必须效法的样板。当初他提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时,就是以“西洋人”为样板的,断言西洋人就是靠“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1号)。且不说陈独秀当时还不知道西方民主的阶级内涵,就是他对“科学”的理解,也还不全是我们今天所看重的科学技术,而主要是培根等人倡导的那种实证归纳式的科学主义精神。那种科学主义较之封建迷信和经院神学以及中国的经学教条主义之类,固然是先进的,但它本身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也早已开始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指责。陈独秀对于西方学术思想中长期存在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似乎一无所知,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曾经过所谓开明专制才逐渐确立他所向往的那种西方民主似乎也知之不多,才去片面强调西洋人全靠“德赛”。二先生引入光明世界,而且认定中国也唯有靠这两位先生来拯救。后来,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以后,仍然认为中国只有首先效法西方,“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这些事实表明,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本是来源于他始终坚持西化道路的政治立场。这再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真理:人们的社会历史观总是取决于人们现实的阶级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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