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后，美国不仅成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在世界政治上也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于是世界唯一领袖的宝座似乎非美国莫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美国所谓“世界领袖”的地位在冷战结束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和障碍，而这在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中是缺乏考虑的。
    由于原苏联威胁的消除，美国的西方盟国实际上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它们虽然有时依然要求美国出人出钱以实行其“领导”，但维系它们与美国间同生死共存亡的纽带毕竟不复存在，而离心的倾向，图谋私利的倾向加强了。在此形势下，美国的西方盟主地位实际上变得脆弱了。在发展中国家，民族意识和自信心日益高涨，不少国家成功迅速地发展经济，国力的增长不断加强它们对抗霸权统治的信心和力量。这对美国实现其世界“领袖”的欲望也是不利的。
    在世界剧变的同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最明显最重要的就是其国力的衰退。195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到1989年这一比率跌至不足四分之一。同时其对外投资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大幅跌落，乃至美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1993年，单是美国政府所欠的国债就达4万亿美元左右，其岁入的很大部分不得不用来偿付国债的利息。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犯罪率激增，杀人案发率遥居发达国家之首。（12）
    总之，冷战的结束虽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使它在海湾战争中占尽了胜利者的光彩，出足了风头，乃至布什总统以威尔逊式救世主的口吻宣称“世界新秩序”终于来临了，但这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趋势不是美国独自称霸的单极化，而是排斥任何独霸天下的多极化。因此，美国想长期以世界领袖自居，对世界各国指手划脚，终归是行不通的，以美国为主导建立所谓的“世界新秩序”也是不尽符合客观实际的。
    （三）
    布什于1993年1月下台后，其继任者比尔·克林顿总统放弃了“世界新秩序”的论调。那么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是否烟消云散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如前所述，“世界新秩序”的思想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它的每一次泛起自然要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痕迹和影响。威尔逊和罗斯福是如此，布什也是如此。布什是美国历史上面临冷战后局面的第一位总统，这种历史的际遇赋予他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和影响。他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大体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标志着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重点的转移，即从冷战中的苏联及其盟国转向发展中国家。而后者正是“世界新秩序”这一外交纲领所针对和防范的对象。这在布什是由明确的言论和行动来表达的。
    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不久，布什便指出，新世界的诞生遇到了萨达姆的阻挠和破坏，他侵略弱小邻国的行为如不加制止必将使新的世界秩序胎死母腹，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必须维护新世界秩序的“法治”而“制止侵略”；否则，放任此种侵略而不加阻止，则将是对世界上“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的鼓励。（13）于是布什对萨达姆采取了最严厉的政策，即“不谈判，不妥协，不留面子以及不使侵略行为得到报偿的政策，”（14）直到使用武力将其赶出科威特。
    布什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警告萨达姆的效仿者即所谓“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的言论曾重复多次，他们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新秩序的关键问题。那么，谁是“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呢？在西方政治词汇中，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已从西方的对手变为合作者的情况下，这自然是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当政者。
    实际上，美国在军事战略上把防范的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早在海湾战争之前就已开始。众所周知，美国在冷战中的军事战略重点主要是针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国，是准备在欧洲与苏联直接对抗，即与苏联间可能发生的“高强度战争”。同时美国也准备以“低强度战争”来对付中美洲的革命游击队。但随着冷战接近尾声，美国开始逐渐修改战略重点。1988年，里根政府的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成立了“长期综合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将拥有规模可观的武库”，其中包括日益增多的化学武器、弹道导弹，甚至还有核武器。因此该委员会要求美国加强在北约范围之外打高技术战争的能力。这种准备对付发展中国家的战争被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为“中强度战争。”（15）
    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继承了“长期综合战略委员会”的思想并将其逐渐付诸实践。早在1989年5月布什就指出：“地区性强国的出现正在迅速改变着战略形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取得先进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武器--在某些情况下，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加强限制先进武器的扩散，在必要时，则“必须制止判逆政权的侵略野心”。（16）
    摧毁伊拉克的波斯湾战争是布什政府应用上述新战略的典型例证，同时也使这个新战略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和发展。国防部长切尼指出，反对伊拉克的战争“预示着我们在新时期极可能再次面对的冲突的类型--即在重大地区性突发事件中面对以先进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敌人。除西南亚之外，我们在欧洲、亚洲、太平洋、中美洲和拉丁美洲都有重要利益。”每一个这样的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对我们利益的威胁，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政策和力量以有效地遏制和迅速挫败这种未来的地区性威胁。”（17）
    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原来的对手苏联的威胁消除了，在若干时间内世界上又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可以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在此形势下美国腾出手来，将外交和军事的重点矛头转向对其霸权不驯服的发展中国家，乃是必然的。而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实际上正是以布什在海湾战争前后宣布的建立和维护“世界新秩序”这一外交纲领为正式起点和标志的。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它的核心思想即美国坚持要作世界领袖的思想将长期影响布什后继者的外交政策。尽管如前文所言，美国独霸世界的企图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但那是就客观形势而言，美国主观上要作世界领袖的欲望和实行大国主义政策的作风不仅异常强烈和顽劣，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其发展源流比新世界秩序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
    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个最幸运的国家，它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的因素等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因此迅速地仅用一百几十年时间便从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此过程中，美利坚民族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遗憾的是，美国人在顺利发展和促进世界文明的同时也滋长了自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自以为比其他人高明，美国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也都比别国的优越。在这种美国优越论的基础上，美国早在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之前就表现了大国主义的霸道作风。如在19世纪中叶，美国不惜以战争手段兼并墨西哥的大片土地，还宣扬“天定命运”的论调，诡称美国的强权侵掠是“上帝”的意旨，而墨西哥人之所以丧失土地是因为他们无能力独立建设其家园。（18）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终于走上占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帝国主义道路，同时舆论界竟泛起“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思潮，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伪科学论证优等种族论，宣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优等民族，负有向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