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的信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称美国要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老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延伸”。而门罗主义正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我行我素，任意以自己的法令宣言约束他国行为的典型例证。这个“主义”原是门罗总统于1823年单方面发表的一纸宣言，并无国际法的约束力，然而后来的美国政府既利用它来反对欧洲列强染指西半球，又利用它来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尽管欧洲和拉美方面都有怨言，却无可奈何。前者还在20世纪初公开正式地承认了门罗主义，这无疑助长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骄傲蛮横的大国主义行径。（20）而当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真正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便自然以世界领袖自居了。
    科学的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中优等民族论所造成的悲剧给全世界的种族主义以重创，但并未使其灭亡。美国是两次大战的战胜国，兼之美国优越论随着美利坚民族的顺利发展已成为渗入民族心理的潜意识，表现比较隐蔽，因此它在历史上没有受过重大触动。虽然开明知识界的不断批判和近年美国经济发展的相对迟滞给它以打击，但仍不能动摇其根本。而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则给它以新的鼓励。
    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大国主义外交既然有如此长久的历史和如此深刻的思想根源，自然不会轻易消除。冷战之后，美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已呈强弩之末，但相对比较，毕竟仍居世界之首，其军事力量的优势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布什总统抛出了其“世界新秩序”，再次表现了美国自视为世界领袖这个在美国短促历史中相当古老的主题。布什下台之后，尽管“世界新秩序”不再是美国官方的口号，但在世界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进一步变化之前，美国照旧不会夹紧尾巴。因此“世界新秩序”的核心思想即以美国优越论为基础的大国主义和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思想欲望存留下来，并且是今后长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克林顿继任总统后不久就宣称：美国在当前这个关健时刻应该“面向世界，同时完善我们自己，以重温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克林顿政府的贸易代表米基·坎特为克林顿的立场态度作了更为明确的注解，他说：总统“了解冷战后的世界”，“美国将要维护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21）可见，克林顿不是关起门来单纯为美国经济而抓经济，他振兴美国经济的目的是重温美国在5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中的那种显赫辉煌，是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重新置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其具体政策行为固然与布什有所差异，但他归根结底要坚持大国霸权主义的思想则是对布什“世界新秩序”的继承。
    注释：
    ①《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90年9月12日，A20版。
    ②《纽约时报》，1991年1月30日，A12版。
    ③《纽约时报》，1991年3月7日，A8版。
    ④《纽约时报》，1990年9月12日，A20版。
    ⑤布什的讲话见西弗里与塞尔夫合编：《海湾战争读本》（Micah L.Sifry and Christopher Cerf,eds.:The Gulf War Reader:History,Documents,Opinions），美国1991年版，第313页。
    ⑥《纽约时报》，1991年1月30日，A12版。
    ⑦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的演说：战争目的与和平条件》〔Woodrow Wilson:"Address to Congress,January 8,1918（On War Aims and peace Terms）"〕，载理查德·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Great Presidential Decisions,Selected by Richard B.Morris），哈泼一洛公司1973年版，第390-396页。
    ⑧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第425-426页。
    ⑨袁士槟：《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演变》，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第12-13页。
    ⑩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第433页。
    （11）转引自罗伯特·塔克、大卫·亨德里克森著：《帝国的诱惑》（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The Imperial Temptation），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