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说拉美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是拉美社会的活跃因素是因为他们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在拉美的政治舞台上提出了许多革命的主张，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推动了拉美历史前进。拉美的主义多如牛毛，择其要者而言，其中著名的卡斯特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拉丁美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拉丁美洲主义、格瓦拉主义、新社会主义、马里亚吉特思想、桑地诺主义、智利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阿普拉主义、瓦加斯主义、庇隆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等。卡斯特罗在革命成功之前是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影响极大，在推动拉美历史前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都起过不同的作用。而这个主义，那个思想的阶级性无不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或与这两者有关。
    发展主义推动了政治民主化
    发展主义对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拉美各国的政治民主化，也就是推动了拉美历史的进步。
    5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独裁者，如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委内瑞拉的西门尼斯、危地马拉的阿马斯、古巴的巴蒂斯塔、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等。那时的拉美国家大都处于反动专制的独裁统治之下，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差不多的拉美国家又出现了军事独裁政权。这些新老的独裁者和统治者主要是一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战后拉美的历史是一部独裁和反独裁，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史。在与独裁者和反民主的军政权的斗争中，拉美人民为时代谱写了英勇卓绝和可歌可泣的史诗，如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改革，古巴反巴蒂斯塔的人民起义，多米尼加人民的反美斗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武装斗争，玻利维亚的农民运动，巴西、阿根廷的社会改革斗争等。虽然当时的人民斗争轰轰烈烈，也给了拉美的独裁者强有力的打击，但当时敌我的力量相差悬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人民运动普遍遭到了失败。造成这种敌我情况十分不利条件的原因是当时拉美经济的不发达和社会的落后。在当时，国家政权依然掌握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寡头们的手中。他们在经济中操纵着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在政治上又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政权。而当时积极参与革命的主要是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力量很弱，在国民经济的总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他们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发言权，因此人民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当时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寡头独裁政治。
    发展主义的付诸实践，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拉美的经济和社会在发展主义的指导下经过了40-50年代的进口替代，到60-70年代时普遍有了长足的发展。发展的原因是发展主义深入人心。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变成了无穷的力量。拉美人对于他们国家的前途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是希望国家能早日富裕起来，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达到富裕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发展。拉美人对普雷维什提出的发展主义不管他在口头上是拥护还是反对；无论那些先进的拉美人提出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⑥、试图用这种办法，那种办法来解决拉美的问题，但在其具体的行动上无不都是按照发展主义这个思路来进行的。无论是军事独裁者还是广大人民都拥护发展。拉美军政权之所以也主张发展，因为他们中只有一小撮领导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大多数人是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的下级军官。他们受过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教育，懂得富国强兵之道在于发展。不过军政权往往利用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们对国家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的契机，上台后以反共为名大力推行完全依靠帝国主义，实行全盘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发展政策。拉美的人民在饱受了无政府主义困扰之苦后通常认可军政府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做法。军政权的开放政策由于得到帝国主义财力物力的支持，所以很快见到了效果。著名的有“巴西的奇迹”和“智利的奇迹”还有巴拿马的民主军人政治等。
    经济发展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常常出乎统治阶段的意料之外。各国军政权的头头们原先大都是大地主和大庄园主，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是掠夺财富和把社会保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范筹内以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然而他们上台之后通过巧取豪夺、聚敛财富的结果成了资本家，因为拉美的军事独裁者要掠夺财富必须巩固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发展经济。这些军政权头头们在发展经济时热衷于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就是由国家替他们出钱来办对他们有利可图的企业。在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国家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求得发展，应当说是一个好办法。它可以拿整个国家的力量去和国际垄断资本竞争，以求本国资本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在拉美的发展中取得了成功。然而。一小撮人用专制统治的办法来发展国民经济的成果落入了一小撮人的手里。因为就国家资本主义而言国家是总资本家，军事独裁者就是总资本家的化身。军事独裁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不义之财的结果是成了政经一体的大资本家。从大地主、大庄园主变成大资本家这个变化上讲倒也是一个进步。因为从地主到资本家是一历史的飞跃。
    在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的发展也需要私人资本的支持，因为国有资本的企业不可能包揽一切，在一些国家资本不愿干或顾及不到的地方，需要私人资本去办。前面我已讲到在发展主义的推动下，拉美国家在60-70年代里出现和发展壮大了一大批私人民族垄断企业财团。私人垄断企业财团的出现使得原先由军人一家控制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化。逐渐壮大起来的民族资本家也要问鼎政治，也要与总资本家分庭抗礼。
    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产生的数量可观的中间阶层。他们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更是一支要求民主的重要力量。阶级力量的变化就是社会变化的前奏。在民族私人资本的力量可以控制国民经济时，军人政权的垮台和民主化的实现那就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前景了。
    就军人而言，军人毕竟不等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军人政权统治下的经济发展是带有强制性的。它只能在特定的时刻起作用，而不能永远起作用。军人统治者喜欢用命令来干预经济事务，常常用主观主义的办法来处理问题。时间一长，主观武断的严重恶果就显示出来了。巴西军政府的盲目发展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失调和震惊世界的债务危机。智利的发展徘徊在经济的低谷之中久久不能自拔。秘鲁军政府的瞎指挥使它不得不让位给了新的统治者。一家专政必然滋生贪污腐朽之风。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国有企业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军人独裁政权依然故我的暴力独裁统治不得人心，因为它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增长后人民要求民主的形势了。军政权自己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把军事独裁者自己困死了。到80年代的中后期，大多数拉美的军政府无法维持下去，只得通过大选“体面地”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