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e）：这是福柯没有写完的一部多卷本著作，已出版的三卷分别是《知识的意志》（La Volonte de savoir，巴黎1976年版）、《快感的利用》（L'Usage des plaisirs,巴黎1984年版）和《自我的关怀》（Le Souci de soi,巴黎1984年版）。此书书名似不尽符实，因为它虽然也涉及了“性生活”或“性爱观”的历史演变问题，但其主旨却是要对现代社会的“训戒权力”加以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实际上是《监视与惩罚》的继续和深化。具体说来，福柯企图通过这部著作解释欧洲历史的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生活在普遍温和化，另一方面却频繁地爆发着愈来愈血腥的国际战争。他觉得这一问题和统治权力在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不同表现方式有关。在他看来，过去的君主只是通过他可以处死人证明自己的权力，而现代国家则力图通过对生命的管理来实现这一目的。结果死亡现象在现代社会被小心地避开了，好像那是一种可耻的和危险的东西；而这种重视生命的现代价值观，又很自然地促使人们建立起各种组织以满足自己的各种基本需要，并使他们在为体面的工作、较高的工资和结束一切压迫而斗争的过程中萌发出强烈的自我意识（或曰“不服管”意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性爱”（sex）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出现了：当国家开始通过对婚姻、人口出生率以及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实行严格的规定来管理整个社会的性生活的时候，人们也就逆反地对性爱表现空前的热情，以至于涌现出大量“非常态性爱”，以至于人人都不惜为满足性爱而死，结果“性爱”与“死亡”结成了一种“怪异的新联盟”，性活动由此而演成人们之间的一种“互残训练”。这实际上是人向“野蛮状态”的一种回归，而现代国际战争之所以特别残酷，便可由此得到至少是部分的解释⑦。
    这也就是说，性爱在现代社会已同“训戒权力”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联，已成为一条束缚个性的绳索。因此，要实现个性的解放，就不仅需要消灭各种“训戒权力”，而且需要超越人们自身的“性爱欲望”（最好使肉体“失去性特征”），由此和各种关于性的现代思维定势（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实现彻底的决裂。
    由此看来，福柯写《性史》，无非是想继《监视与惩罚》之后，进一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的“训戒权力”并非集中在少数统治者手里--其实它是散在于社会每个人的肉体和灵魂之中的；故而人的解放，不仅有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而且有赖于人们“自我”的改造。
    总起来看，福柯的史学著作具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色：一是它们总能提出一些以往人们视若不见的重大问题，由此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历史洞察力；二是充满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精神，往往能把人们通常认为当然合理的各种现代惯例体制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因而带有强烈的反主流文化情调；三是文笔落拓不羁，潇洒优美，经常运用文学性的象征手法，文章写得气势磅礴，富有艺术感染力。
    福柯的历史研究（人称“超现实主义史学”）可能被不少传统历史学家斥为旁门左道，然而它的成功却令许多历史学家称羡。事实上，福柯的每一部历史著作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史学领域，并且都引发过一次相关的历史探索热潮。法兰西学院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维纳教授欢呼“福柯使历史学发生了革命”并盛赞他的工作是“本世纪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⑧；甚至当时法国最杰出的史界耆宿费尔南·布罗代尔也对福柯充满敬意，称他为“他的时代最辉煌的思想家之一”⑨。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史学家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二、福柯的权力史观
    在哲学上，福柯是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尼采的信徒。在《癫狂与非理性》的首版序言里，福柯即公开宣布：他这一辈子学术事业的目标，就是“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⑩；为此，他将进行多方面的“探究”--首先是探究癫狂，将来还要继续写书探究“梦幻”、“性禁条”和“欲望的快乐世界”，而所有这些探究，他都将“在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太阳照耀下”去进行（11）。这也就预示着，他的史学研究将充满尼采哲学的气息。
    我们知道，“权力”是尼采学说的中心概念，而尼采所理解的“权力”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质力，而是某种在每个人体内和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的无定形的流动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扼制，而这些条条框框，除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内省习惯和知识体系。福柯既以尼采为自己的思想楷模，自然不能不对这种“权力”投以极大的关注。实际上他的主要著作，从《癫狂与非理性》直到《性史》，都是围绕权力的问题展开的。也正是在这种权力概念基础之一，福柯构筑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观。简单说来，这种历史观念有如下一些基本论点：
    第一，人类具有行使权力的本能欲望（即尼采说的“权力意志”），这种欲望是所有革命运动的基本动因之一。例如，在1971年年中的一次同中学生的座谈中，福柯对法国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说它在分析历史上人民运动的原因的时候，完全忽略了“权力”的因素，仅仅把人民运动“说成是由饥荒、赋税或失业引起的，从来不说它们是权力争夺的结果，好像群众永远只想吃饱肚子而不想行使权力似的”（12）。同年11月，在荷兰国家电视台录制的一个辩论节目中，福柯又向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宣称：无产阶级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战争，并非出于什么正义原则，而是“因为它破天荒第一次想到要掌握权力”；而且“当无产阶级夺得权力的时候，它很可能要向被它打败的那些阶级行使一种狂暴的、独裁的甚至血腥的权力”（13）。
    第二，现代社会使人们行使权力的欲望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压抑。在福柯看来，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一切所谓的“人道主义的”变革，包括社会对“疯子”态度和处置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领域的条理化、规范化和现代监狱制度的诞生等等，实际上是在以由国家或社会掌握的所谓“训戒权力”来压制个人的行使权力的本能，因而在日益削弱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利。这一历史进程加深了人的异化程度，促发了许多反常的社会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性变态行为的疯狂滋长，似乎人们行使权力的快感在被剥夺之后，不可避免地要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性幻觉中重现，爆发为“权力和快感的永恒螺旋运动”。当然，福柯并不一概否定这些性变态行为，相反，他极其重视其中的某些形态的所谓哲学价值和社会功能，乃至身体力行，积极探讨。
    第三，人的解放固然需要克服“训戒权力”对个人权力意志的压抑，但后者毕竟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因而也必须得到改造。其实，个人行使权力的欲望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的野蛮冲动，它追求的是一种野蛮状态的“梦幻兴奋”，对这种东西如果不加以适当的限制而任其自由泛滥，后果也将不堪设想。福柯在《性史》第一卷里以希特勒德国为例，指出了无限制追求这种“梦幻兴奋”的危害性。他认为，从一个层面上看，希特勒的制度只是完善了19世纪的社会训戒技术；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这种制度又是向古代“牺牲社会”（society of blood，一种以复兴公共死亡崇拜为中心的社会）的一种蓄意的倒退。德国这个“纯粹搞自杀的国家”在1932年后成了一个“纯粹搞凶杀的国家”，在那里，国民意志的统治权是靠对死亡手段的随意运用来获得证明的。结果，热中于恢复野蛮状态的纳粹主义不仅在对其他民族实施“有计划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同时也给本民族带来了全体牺牲的威胁”。与此同时，福柯还对同样热中于恢复野蛮状态的萨德提出了批评，说他没完没了地幻想着肆无忌惮的屠杀，对这种幻想中“性爱和死亡的汇聚”津津乐道，由此维护了“某种全能怪物的无限权利”（14）。在福柯看来，无限制行使权力的欲望，或者说重建“狂暴的、独裁的甚至血腥的权力”的欲望，是“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的法西斯主义”，一种企图从我们的深层无意识内部挫败我们争取自由的努力的“第五纵队”（15）。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福柯反对通过革命来夺取某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