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遭到了大多数俄历史学家的反驳。他们认为，即使在20年代，西方也是把苏联当作敌人的。希特勒掌权之前德国已开始制定向东方扩张的计划；1925年苏联武装力量裁减了100万人， 是当时世界上按居民人数计算军人所占比例最少的国家之一，因此不存在苏联扩军备战问题。至于在1940年夏，更不能说“没有谁威胁苏联”了。法国沦亡后希特勒即着手制定进攻苏联计划，而苏联此时只是被迫进行战争动员，如建立一系列军事机构，在苏军南部集团建立山地师和空降部队，筹建第二预备队，重新调配部队，组织铁路运输计划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在战前这类事情是做得太少了。至于对1941年5月15日文件的评价， 它也绝不是侵略性的。因为即便按此计划，苏军90%以上战线仍是处于防御态势；同时，这个计划也未附有苏联政府关于战争开始的政治决定，直到1941年6月20日才由红军总政治部作出。而德军早在1940年7月31日就已有了这样的政治决定。事实证明，由于没有作好战争准备，苏联领导人当时还认为推迟战争1至2年是绝对必要的。从外交上看，当时德国正在拉拢英国，若苏联先打击德国反倒会促使英德结盟而对苏不利，所以，斯大林当时并没有为了先打击德国而进行战争总动员〔10〕。这些分析颇有道理，那种认为是斯大林、苏联发动了二次大战的论点纯属主观臆断。
    （三）卫国战争初期红军失利的原因
    这个问题在卫国战争史的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苏联剧变后，俄史学界对有关红军初期失利主客观因素的传统观点，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过去一直认为，在导致红军失利的主客观因素中，客观因素起决定作用。比如，德军背信弃义，突然进攻等。斯大林和朱可夫就曾说过，德军的进攻不仅使苏军措手不及，而且谁也没料到敌人的进攻会有如此大的规模和力量。瓦西里耶夫教授在《1941年红军失利是否具有客观因素》一文中认为，上述解释减轻了战争初期失利的悲剧性质，淡化了那些导致国家对战争准备不足和指挥战斗失误等错误〔11〕。实际上关于德军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不止一次地上报最高领导机关，而斯大林却不相信这些情报，一直禁止俄西线军区部队进入战前准备状态。这道禁令和塔斯社1941年6月14 日声明所起的作用一样（声明谈到那些关于德军将进攻苏联的消息是挑拨性言论，是为了促发战争），使苏军处于休眠状态。与其说这是客观因素不如说是主观因素，即斯大林为敌人在战争初期的胜利提供了一个最重要因素--突然袭击的因素。
    历史学副博士弗·戈罗夫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战前斯大林不实行军事总动员是有一定理由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政治家实行这样的政治和军事动员都会给对手以发动战争的借口。同时在1939年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又实行这样的动员，斯大林也是很难向人民作出解释的。
    以往认为，红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另一客观因素，是德军在总体实力上占优势。德军几乎占有整个西欧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这些国家均为德国提供战略原料、军火装备等。到1941年6月， 德国在整个经济实力上高出苏联2-2.5倍。当时苏联的整体工业水平、军事潜力、工艺制造水平均不如德国，总的战争准备更不如德国，这一切都必须看作是战争初期失利的客观因素〔12〕。
    近年来俄历史学家又指出，虽然在整体上德国经济实力占有优势，但在前线上德苏力量的对比不能用钢铁、煤炭的数量来计算，而要看德苏双方使用的飞机、坦克等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德军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战争开始时，德国约有5650辆坦克，而苏联超过2万辆； 德军拥有1万多架飞机，苏军是2.2万多架；苏军的自动火炮、军舰吨位和潜水艇也超过了德国〔13〕。
    所谓战前苏军的武器装备不如德国先进的观点也值得怀疑。到1941年6月，苏军拥有世界上公认的最先进的T-34型和KB型坦克共1860辆，苏军的BT-7型和BT-26型坦克也优于几乎占德军坦克半数的T-Ⅰ型和T-Ⅱ型坦克。战前，苏军拥有2700架最新型战斗机，如米格Ⅲ型、 伊尔Ⅱ型等飞机；而德军的大部分飞机质量上则逊于苏军。苏军火炮质量也优于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很少使用从别国掠夺来的军事装备，只使用过少量的捷克坦克，其余战利品德军只一般用于教学。基于上述分析，瓦西里耶夫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德军军事装备优于苏军而导致战争初期苏军失利。至于苏军为什么没能充分利用这些先进装备？那是因为战争开始后不久，其大部分装备已被敌人摧毁，而这恰恰是由主观因素造成的。从当时的苏军军事学说来看也存在很大缺陷。这个学说是立足于在敌人本土上打击敌人，没有考虑到防御战中的战略战术；以为敌人进攻苏联先是在边界上发生小规模的冲突，然后双方再逐步投入军队主力，因而完全没有估计到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并展开全线进攻。
    俄学者认为，导致红军初期失利的主观因素还包括战前“肃反”中大批军队干部被镇压，致使军队战斗力削弱；当局为了讨好希特勒，使德军侦察机肆无忌惮地侵入苏联领空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包括在边界地区的苏军力量配置等。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学者把这些对主观因素的分析和苏联政治体制联系起来，认为1941年的悲剧归根结底是由于苏联的独裁体制，这个体制使得个人的意见主宰了伟大国家的命运〔14〕。
    显而易见，近年来俄历史学家把卫国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较多地归之于斯大林指挥失误等主观方面的因素，同时又对过去指出的客观原因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对这些观点，卫国战争时的杰出英雄朱可夫曾说过：“战争初期我方失利责任不能完全归之于斯大林个人”，“也不能归之于某个人”。他说，从整体上讲，当时苏联和德国相比仍是较落后的工业国，希特勒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而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朱可夫强调，“从另一方面要谈责任也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我们的军人，以及党和国家其他方面的负责人。”把失利的原因归于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恐怕就更难令人信服，恰恰相反，正是这个体制保证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