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争进程中的新问题
    （一）关于三号命令
    三号命令，即1941年6月22 日晚国防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给各部队下达转入总反攻以粉碎进攻敌人的命令。这实际上是德军全线开始进攻后大本营下达的第一个指令。过去对这个命令并无任何争议，现在俄学者又把它重新提了出来。一种观点认为，该命令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其理由是：由于敌人的突然进攻，各部队失去联系，苏军总参谋部根本得不到来自西南战线、西线和西北战线及各师、团战斗情况的详尽报告。完全不了解情况而下达总反攻的命令，就会使各部队不明白应当投入什么样的力量和怎样组织这些力量转入反攻。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的四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写道：“总部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一夜之间要组织部队反击敌人的困难。”〔15〕
    那么，当时苏军指挥部下达这个命令到底是否适宜，抑或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戈罗夫认为，当时苏军指挥部面临这样几种选择：第一，不给前线部队下达任何命令，这显然行不通，是最坏的选择；急等指示的各部队在不明白大本营意图的情况下是无法行动的。第二，下达一个消极防御的命令，等着敌人进攻时加以回击，但在敌人正急速推进、而又不知其下一步打击方向的情况下，这种消极防御的命令也是不恰当的。第三，在指挥部认为适宜和可能的地方组织反攻，理论上可以这样做，实际上在当时形势发展已失去控制的情况下，是谈不上下达这样的命令的。所以，第三号命令的实质，无非是动员所有力量，利用一切可能来打击敌人。当然也有些部队在反攻前由于没有合理组织和集中力量而遭到失败，但在战争开始时苏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形势下，指示各部队无条件地积极行动反击敌人的命令是起了良好作用的〔16〕。
    到底应下达什么样的命令适宜，或许应当属于军事家们的事。而历史学家对此引发的争论，实质却在于对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是否得当的评价上。
    （二）关于1942年夏季战役
    俄史学家认为，在以前的历史著作中，对1942年夏季斯大林在指挥中的重大失误只字不提，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1941年冬希特勒在莫斯科城下受阻后，拟定于1942年夏季在南方斯大林格勒及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展开进攻。1942年4月5日，希特勒签发41号作战命令，指出“为了达到东方战争最初目的……一切可用的军队将集中到南翼的主要战线，其目的是在顿河这边消灭敌人，以夺取高加索油田和进入高加索山区的隘口”〔17〕。俄学者指出，斯大林不了解这个意图却作出了另一种决定：为了根本扭转战略上的被动态势，拟定从列宁格勒、乌克兰、克里米亚几个地方同时向德军发起进攻。作此决定是上了德国情报机构假情报的当。这个代号为“克里姆林”的假情报制造了德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似乎是加强“中央”集团军力量以进攻莫斯科的假象。事实上希特勒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调动中央方面军的70个师。当时苏军总参谋部首脑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对在乌克兰展开战略进攻计划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苏军对此尚缺乏必要的资源准备。斯大林不等沙波什尼科夫说完便打断他的话，说：“在德军没有发动首先打击时我们不能坐等，应当在广阔的战线上给敌人一系列打击以先发制人，摸清敌人的意图。朱可夫建议在西线展开进攻，其他战线防御的办法也是不可取的。”〔18〕萨姆索洛夫院士斥责斯大林以领袖的“直觉”拒不接受其他意见，结果在列宁格勒城下苏军第二突击部队陷入泥潭，克里米亚的部队遭到消灭，哈尔科夫防线被德第六集团军突破并直逼斯大林格勒城下。
    希特勒为了实施41号命令向顿河方面投入了91个师、1260辆坦克、1600多架飞机。1942年夏季形势已十分明显，德军重点进攻方向在整个西南战线。6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军突破哈尔科夫，深入苏军后方，包围了整整两个集团军及第三集团军之一部分。当时急需增援部队，但由于大本营判断的失误，将重兵集中在数百公里外的莫斯科，部队调动十分困难。7月6日夜，苏军从两条战线后退，致使顿河、顿巴斯等最富饶地区落入敌人手里。7月24日罗斯托夫陷落， 德军打开了直通斯大林格勒的道路。俄史学家认为，由于大本营的指挥错误，使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19〕。实际上朱可夫的回忆录对以上事实早有说明，他并没有把1942年夏季的失误归之于某个人。比如，对1942年夏季德军进攻方向的判断，苏军总参谋部包括朱可夫等人和斯大林并无不同意见，而提出在克里米亚、哈尔科夫进攻的，首先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如今，俄国史学家们重提此事，目的显然是要把这次战役的失败完全归罪于斯大林。
    （三）关于227号命令
    1942年7月28日，鉴于苏德战场所处的严重局势，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第227号命令，史称“一步也不准后退”命令。 该命令全文直到近年来才披露出来。这是一个极为严厉的命令，其中写道，绝不允许继续后退。无论谁、哪怕他处于极为绝望境地，没有命令也不准擅离阵地，否则将交军事法庭审判。命令批判了那种认为苏联国土广阔，可以退到国内腹地更有利的地方组织防卫的设想。命令对胆小、动摇者采取严厉的处罚办法，以整顿和提高部队纪律和士气〔20〕。为此，苏军首次在国内建立了由高、中级军官和政工干部组成的行刑队，胆小者将被派往最危险的部队去，以便让他们用血洗刷其在祖国面前的耻辱；在前沿阵地后面组织督战队，以阻止那些没有命令后退的队伍。
    如何评价这道命令所起的作用？俄罗斯一些学者指责这是斯大林的一贯做法，是把责任归咎于那些常常是本无罪的人，而不检查自己应负的责任。如同在战争初期一样，把失败原因归之于西线指挥官而使其遭枪决。在这道命令中也指责南线部队没有命令而丢弃罗斯托夫和诺沃契尔卡斯克，“使自己的旗帜蒙受耻辱”，斥责“胆小者”把敌军看得太强大，而事实上德国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强的。只是后来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的纪念会上，斯大林才公开承认：“我们政府在1941-1942年最危急的时刻犯了不少错误”〔21〕。
    也有一些史学家不赞同上述意见。他们认为，这道命令应当说是在极为困难的局势下为保卫祖国起了很大作用，命令的确是严厉的，但又是必要的，它向人民说出了事情真相。“一步也不准后退”的口号曾激励了千百万人民英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