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战争中的死亡人数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最早的说法来自赫鲁晓夫的一次报告，称苏联死了2000万人，此后一直作为正式说法在文献中固定下来。这个问题是卫国战争史研究的“空白”之一。然而，这个数字是用什么方法统计出来的，从未有人说明过。
    据俄学者最新统计：苏联卫国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超过2000万。战前，苏联居民人数共19400万，1946年初统计是16700万，相差 2700 万（在199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俄领导人已公开宣布二战中苏联的死亡人数是2700万--作者注）。俄学者进一步提出，如果考虑到由于战争而使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因素，把那些应当出生却又没有出生的“人口”统计在内，估计苏联总共减少了5400多万人〔22〕。
    这本来只是一个统计方法的问题。然而在讨论此问题时，俄史学界却把它和战争中苏联领导者对民众的态度联系起来。他们说，如果说在战争初期，为了不惜一切手段阻挡敌人的进攻，甚至派出只有几个战士手持来福枪去迎战敌人的坦克，那么在1943年后，当战争中的力量对比优势已明显转向我方时，任何高级指挥官制定战役计划时就应考虑到我方代价。俄学者认为，苏联在战争中之所以减少了这么多的人口，是与斯大林从来视人为“小小螺丝钉”的思想方法相一致的，如同在农业集体化和大肃反中随意处置人的做法一样〔23〕。
    （五）卫国战争与行政命令体制的强化
    这在当前俄罗斯卫国战争史研究中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俄史学家认为，正是由于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并使这个体制在战后得以继续保持下去。一些学者指出，战争至少从这几个方面促进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1.党的领导全面替代了行政领导，包括国家管理机构、国民经济各部门及苏维埃、社会团体等组织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党和国家机构完全混合在一起，苏维埃必须绝对听命于党组织的指挥〔24〕；2.实行严格的集中制，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所有工作均纳入战时轨道，共产党实际变成了“军事党”；3.战争更加强化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而促进了以“领袖专断”为特征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并在战后进一步得以强化。
    笔者认为，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把国内一切工作纳入战时轨道，实行严格的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集中体制，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免的。因此，苏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在敌人大规模入侵，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以此来责备斯大林及苏共战时的“高度集中”是不公正的。当今的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在战时情况下该不该实行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而是为了全盘否定原体制存在的合理性。这就很难对原体制在卫国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作出正确的阐述和公正的评价。
    四、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对外政策
    （一）苏联是否有斯大林“德国政策”的反对派
    在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政治档案中保存着1941年3-6月由德国侦察员从莫斯科发往柏林的一系列情报。其中一份是关于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内部对德政策意见分歧的材料，认为在斯大林的对德政策上存在着一个“反对派”。它以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为首，包括其副手布琼尼元帅、海军领导人库兹涅佐夫等一部分红军指挥官，并得到了苏共党内下级组织的支持。
    按此情报说，斯大林等人试图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包括作出政治、军事和领土让步（如把乌克兰交给德国）来克服苏德危机，避免在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因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担心如果苏联输掉了这场战争，将会导致苏联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而“反对派”反对向德国让步，要求对德实行更强硬的政策。他们指望与德国交战后，将迫使斯大林下台。这份情报甚至断言，在1941年春-1941年夏苏联西部地区违背克里姆林宫意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就是因为来自军方的强大压力。情报披露：斯大林企图镇压这些“反对派”，但由于红军指挥员调动部队来保护自己而未果。
    这份材料公布后，因其来源于重要渠道，并加盖保密印鉴（材料上注有“涉及国家安全，绝对保密”字样）存入德外交部档案而引起史学界注意。历史学副博士维什涅夫撰文指出，这份情报尽管有一定史料价值，但事实不足信，极有可能属于苏方制造的假情报，以此来逼德国方面对苏联让步。尽管当时军队一些领导人在对德政策上与斯大林存在一定分歧，如在集中和配置军事力量方面，以及对德军主要进攻方向的判断上等等，但这种分歧和矛盾并没发展到尖锐的程度。在当时斯大林控制极为严密的情况下，是很难形成一个“反对派”的〔25〕。
    （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协定书
    多年来，苏联史学界对该条约的普遍看法是，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得到了一年半的准备战争的宝贵时间。正如斯大林所说，该条约的签订“对于我们的胜利和法西斯德国的失败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