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东欧各国除捷克名列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外，其余各国均属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保、南、阿、罗）或农业工业国（波、匈），政治上大都是君主立宪制或军人独裁的资本主义国家；1918年波、捷仿效西方议会制建立了共和国。因此，摆在东欧各国面前的是如何解决好在饱经战争浩劫、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东欧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哥特瓦尔特等立足本国国情提出建立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模式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他们接纳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各派政治势力，组建了广泛的民族民主阵线的联合政府，实行适合特定历史阶段的民主改革。1945-48年，东欧各国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开创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无疑都是有益的，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但是，这种探索不能不受到当时国际局势的制约和干扰。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了冷战的序幕：3月， 美国总统杜鲁门开始推行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和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与之相抗衡，9 月在斯大林操纵下成立了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斯大林敦促东欧各国只能严格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随即把桀傲不驯的铁托开除出情报局并制裁了南斯拉夫。苏南冲突国际化带来的后果是，凡不按苏联模式、坚持走民族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均被扣上“反苏”、“右倾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等罪名而加以清洗，从而完全堵塞了东欧各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多样性的探索途径。
    战后初期，在东欧各国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几个阶级联合组阁的政府和实行多党议会的民主政体，经济上是国有、集体、私营和小生产的多种经济混合并存。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虽是共产党一党制，但流亡国外的君主立宪势力与之相对峙，而多种经济所有制同其它国家则是相同的。为此，上述8国在政治、经济， 乃至意识形态方面都始终存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反复较量和斗争，由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按当年各国党领导人的看法，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可是，1947-1948年，东欧政局出现了突变，共产党在大选中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各国普遍建立了无产阶级一党专政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场胜负的突变进程潜藏了至今还为东欧人民所诟病的道德和道义上的危机。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谁胜谁负”问题。解放初期，罗、匈、波、捷、保各国共产党在议会中仅占少数，在政府中共产党只担任若干部门部长或国家首脑（国会主席和总理）的副职。可是在1947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各国都披露了盟军驻欧军事部门苏联当局破获的一批试图发动政变的亲西方的“阴谋集团”和“反革命集团”。涉嫌与案件有关的是一大批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甚至包括国会主席或总理，遂即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流亡国外，他们所在的团体也被取缔或解散。共产党组成左翼联盟在议会中开展强大的舆论攻势，迫使议会开除右派党团代表。在这样特定的氛围下，各民主党派四分五裂，被迫另行改组或停止活动自行消亡。到1949年春各国就成了一党专政（罗、匈、民德、南、阿），有的虽残存其他党派，但已名存实亡，犹如摆设（波、保、捷）。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各国学者和知名人士对这段历史秘案提出了种种质疑，公开指责当年立案缺乏有力的证据，尽管某些活动涉嫌人物有亲西方的思想内因，但所网罗的政变事实颇有人为捏造之嫌。此外，有人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共产党当年为翦除异己而玩弄的权宜之计。这些言论即使在社会稳定时期也公开见诸书报杂志。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89年剧变前夕某些国家出现要求恢复到1945年联合政府各党派共同执政的口号，盖源于此。
    第二件事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1948年东欧各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实行两党合并，作为迈向社会主义转折的重大标志。东欧社会民主党产生在巴黎公社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最初称为工人党，90年代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称社会党，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在有的国家还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它们历史悠久、党员众多，在工会组织中拥有很大势力，其影响比后来成立的共产党要大得多。这些政党深受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熏陶和浸透，逐渐分化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一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革命形势的促使下，东欧各国的马列主义者联合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参加第三国际。1919年3月21 日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匈社会党并联合夺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失败后两党分裂。本世纪20-30年代，东欧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潮影响，从事过激的冒险行动，旋被各国当局所取缔；除捷共仍保留合法地位外，其余各国共产党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其人数和作用远远不及取得合法地位的社会党。有的共产党人跨党加入社会党开展有限的活动。由此可见，在东欧工运历史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源远流长。
    1948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再次采取组织上的简单合并并没有取得思想上的统一。各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全面抄袭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理论作为建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其中之一就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必然会越来越尖锐，而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于是他们采取“溶化”社会民主党的步骤，不断发动清查运动，把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级领导班子中加以清除，乃至肉体上消灭，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时隐时现的潜伏在党内，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都以不同方式得以传播。6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着手平反社会党的冤案，并同社会党国际改善关系，随后又同社会党执政的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为代表的“新东方政策”在各国党内得以滋生的土壤和气候。80年代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新形势下复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以上情况说明，东欧共产党执政命运是与苏联国际大背景息息相关，以后的态势也脱离不了沿着这一历史共性的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