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欧与苏联
    东欧各国地理上位于苏联和西欧之间，在东西方冷战加剧的形势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既要受制于苏联大国，又要面临欧洲西方强国的进攻--东欧无疑是东西方集团矛盾的一个集中点。这一特殊的共性决定了外部环境，尤其是苏联大国对东欧政局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东欧各国的建设需要仰承苏联大国的支撑。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双边贸易活动为东欧增强综合国力打下了物质基础。各国约80-90%的石油、电力和能源要依靠苏联提供，各国50-60%的出口贸易也是同苏联成交的。特别是在第一、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经援起了重大的作用。进入70年代后，一些国家逐步向西方拓宽贸易渠道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虽然有所发展，但数额有限，如匈、保两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分别占贸易总额的24.5%和12-13%，还无法摆脱封闭型的经互会市场的束缚。苏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加大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一体化”的力度，通过“华约”和“经互会”加紧对东欧的钳制。
    现在就苏联领导人执政的不同时期来加以说明：
    从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 赫鲁晓夫执政的这一时期，苏共在指导思想和路线上做了重大的调整，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和平共处；肯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特点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重要性；苏南关系的恢复和改善为东欧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松了绑。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个人迷信和违法案件的秘密报告为西方授之以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共高潮。东欧各国再次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得不承受西方反共势力的挑战和干扰。继1953年东柏林工人骚乱之后，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以及1961年民德构筑柏林墙后的边境流血事件等等，都成了与苏联有关的似了未了的历史积案。
    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也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议，苏联利别尔曼经济学的讨论无疑给东欧探索改革之路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探索是有一定限度的。勃氏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终于在1968年8 月以明火执仗的武力镇压了捷克“布拉格之春”运动，扼杀了这个国家方兴未艾的改革运动，也给当时波、匈、保、民德等正在酝酿和实行的改革进程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1987年提出“新的政治思维”。是时苏联国力衰竭，他抛弃了前任大国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主张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应建立在“自由选择”、“绝对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原则基础上，给东欧各国带来了一定宽松的政治氛围。在这特定的条件下，戈氏“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逐渐在东欧各国舆论中起了导向和催化的作用，成了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内部裂变为各种反对党派别的政治旗帜，他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被利用为取代共产党政权更迭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武器。1988年6月苏共19 次代表会议到1990年7月苏共28 大期间戈氏炮制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被确立为苏共纲领和基本的政治路线，这都进一步加快和深化了东欧演变的进程。
    长期以来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唯苏联马首是瞻，亦步亦趋，丢掉了民族的旗帜。前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在历史反思中说道：“我们曾像是被戴上眼罩的马一样反复说，社会主义只能来自俄罗斯”。所以在东欧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是已被扭曲异化为苏联强加的产物。
    东欧是东西方军事集团对峙的前沿。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民族潮流时起时伏，而又同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交结在一起。东欧历次重大的社会动乱无不呈现出这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局面。东欧各党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认真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去妥善地解决问题，而是动辄依仗苏军的武力镇压，致使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改革的呼声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有效的疏导，极大地挫伤了民族感情和自尊这种孕育着社会道德和道义危机，当时局稳定时是以隐蔽的方法潜伏着，一旦出了乱子就会像火山般地爆发出来。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民德的“柏林墙”等等历史积案不可避免地都成了1989 -1990年之交各国政治危机的引爆点。
    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
    1956年的波匈事件，彻底暴露了全盘照搬适合战争年代的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经济竞争成了主旋律；这就促使东欧各国领导人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问题。
    东欧各国中，波兰、匈牙利率先进行改革，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思想和理论上的指导原则。1958年波经济学家提出中央计划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构想，这是在吸取南斯拉夫分权型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发展为集权与分散相结合的蓝图。这一构想浅尝辄止，但却为匈所认同和加以发展。60年代中期，匈牙利提出了中央计划管理同商品关系和市场作用相结合的原则，1968年1月进入全面实施。是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通过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纲领，其广度和深度都比东欧其他国家高出一筹；这场号称“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虽然被扼杀在摇蓝里，但在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是不可泯灭的。70-80年代，除了阿尔巴尼亚外，东欧七国先后不同程度地卷进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不可逆转的态势。
    东欧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是，要在经济领域内放宽自由权、主动权，建立有控制的市场经济，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把企业经营效益同企业和劳动者的实际利益紧密挂钩，利润成了企业的活动中心。国家用贸易制度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运用利润、价格、税收、分配和汇率等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的活动，使企业生产适应国民经济计划的运转轨道，使社会主义计划变得更加灵活有效。
    这里有个观念上的更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从事商品生产的社会，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达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改革要给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广阔的场所，运用市场的竞争机制促使当时粗放型生产已陷入枯竭困境的东欧各国经济焕发生机。总之，这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一大革命。
    东欧改革几起几落，各国起步进展不同，改革的深浅粗细各异，经历了好几个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