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各国经济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以改革最先起步的波匈为例，波在70年代头3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 %，工业年均增长12%，农业6%，职工收入年增长7.6%； 匈在改革头 5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5%，工业7%，农业5.5%，职工收入增幅6.5%以上。这与经改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有关，又由于当时国际贸易市场价格稳定带来了好的机遇。
    1973年秋，以石油危机为征兆的世界能源危机爆发和国际贸易市场恶化，70年代后5年间各国国民收入逐年回落。波由1976年增长6.8%，以后逐年只增长2.2%，匈很勉强地停留在年增长6%；捷由年增长5.5%下降到逐年只增长3.3%左右；罗则由11.4%下降到7%以下。是时已潜伏了以后难以逆转的经济危机。
    进入80年代重振旗鼓的东欧各国改革全面铺开。波匈经济曾出现过短暂的复苏，但很快又被1983年世界第二次能源危机所冲垮。 剧变前5年，波国民收入年增长在4.9%-2%上下起伏，低于1980年的10%以上；匈在2%-1%-0.6%左右徘徊；捷也只在2%左右转；南继续负增长。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的兆头是时已开始明朗化了。
    下面仅就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等深层次问题探究危机的主因、内因。
    （1）发展战略问题。 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的是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赫鲁晓夫在1961年宣布要在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则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时苏联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东欧各国尾随之后也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波1971年提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并于1975年12月宣布“已进入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匈1975年提出用15-20年时间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罗提出198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继而于2000年进入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在各国已呈现经济衰落、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发展战略。
    各国高速发展战略又都是建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方位上运转。各国不顾自然资源、科技和资金不足等条件，贪大求全地去建立以冶金工业为龙头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片面超速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农业、轻工和压低消费为代价的，这就造成农、轻、重之间，尤其是农业与重工业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调。罗缺乏铁矿砂和炼焦煤，但硬要兴建年产一千万吨钢的钢铁工业。1951-1980年罗工业总产值增32倍，农业仅2.3倍。波在同期重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 .5%，农业仅为1.8%。保在70年代10年中重工业年增长率为8.6%，农业仅为1.9%。农业投资从70年代的15%下降到80年代的6-9%。 食品和轻工的投资从70年代的10%下降到80年代的3-4%。据统计，剧变前10年，东欧各国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和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投资比重大约保持在4:1之间；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3/4和1.4。 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造成农业长期滞后，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
    捷、民德原有工业基础较好，其余各国工业基础均较薄弱。实行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发展重工业，其结果投资规模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紧张。高消耗、低效益的重工业陷入粗放型经济日益枯竭的困境，成了国民经济沉重的包袱。匈虽在60年代大力发展农业，但它对工业企业的结构改革从未动过真格。所以匈也无法摆脱上述弊端的困扰。
    70年代面对世界能源危机的挑战，各国未能作出适时调整经济政策的应变措施。他们囿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与“自动适合”的理论，自信计划经济本身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不受影响，且误测为这场危机的影响是短暂的。直到80年代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爆发才开始醒悟，但为时已晚；问题积重难返，已乏回天之力。总之，东欧各国都未能处理、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上究竟是要计划，还是要市场；是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二者又如何有机结合，各国始终存在着争议和矛盾。情况顺利时，多向建立市场机制倾斜；情况不利时，又强调计划，向指令性计划回归。这是由于传统的产品经济观影响的结果。匈、波经改曾改变了中央指令性计划，部分地触动旧体制，但在改革中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改目标，总体设想只是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而无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新旧体制长期杂陈并存，使改革一波三折。
    改革进程中，企业的固有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采矿、电子、冶金机械、石油工业等国有大型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大，濒临于破产的边缘。如何搞好大型国有企业成了坚持改革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大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如匈从1973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的50家大型企业（拥有70万工人，其产量占全国工业产量的50%，占出口产量的60%）每年不惜以2000亿福林，即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来补贴其生存。保全国有1／4的企业也是靠国家补贴过日子，补贴资金高达5.67亿列弗，相当于预算支出的25%。其结果严重地阻碍了企业的结构改革，也窒息了市场机制的运转，最后导致改革的停滞。这种情况在其他各国也都普遍存在。国有大企业躺在国家身上继续“吃大锅饭”，不思改革。企业重实物产量轻价值核算，产品库压剧增，生产上不去，技术更新换代慢，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1966年捷的世界名优产品占全国产品的12.1%，到1978年仅占2%；1987 年累积库压产品达6500亿克朗，为当年国家预算的3倍。
    东欧各国领导人指导思想上仍保留“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而不管效益如何。70年代保、阿又把合作社归并为农工综合体，促使集体所有制“融合”到国家所有制。各国改革尽管有过建立国有经济为主体和其他多种形式所有制为辅助的总思路，但私有化进展缓慢，收效甚微。据统计，1986年各国公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保、阿99.9%，匈94.5%，民德96.5%，波81.8%，罗95.8%，捷99.4%。这种所有制关系的单一化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3）财政补贴与外债问题。改革进程中，匈、 波等国为培育建立市场机制，在不同阶段多次放开过价格，自由价格面逐渐扩大。但随着经济衰落，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日增，为了安抚群众情绪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不惜实行大量的补贴政策和举借外债的办法，来稳定物价，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这种“饮鸠止渴”的短期政策不仅使改革倒退，而且更加触发了经济危机，达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80年代，各国用于居民生活资料的财政补贴均超过预算支出的30%。波仅用于食品补贴的费用由70年代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0%基础上又翻了一番，高达40%以上。保的财政补贴占预算支出的33%左右。捷每年拨给农业和交通方面的补贴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5%。民德用于各种补贴的费用更是超过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