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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育科技投资少与科研方向失误。 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党派政治和海外发展的关心程度胜过对国内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关心。当法德等国的国家教育经费早已超过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时，英国在1870-1880年代的初等教育经费才占国家开支的5%。1904年英国为了维持海上霸权地位，实行海军双强制标准， 给海军的拨款相当于英国全部教育经费的6倍。 在科学家们一再呼吁下，英国政府于1899年建立国家物理实验所，开办经费为1.9万镑， 每年经费仅为0.4万英镑，无法维持正常的科研工作，多年亏损， 该所的科学家们被迫停止接受国家科研项目，找外快，维持生计。在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牺牲民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基础理论和国防科研。在1969-1970年度的政府“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中，国防科研经费为9279.2 万英镑是民用科研经费454.4万英镑的20.4倍。〔24〕1953 年在军事部门工作的科技人员占政府科技人员总数的2/3。〔25〕1870 年建立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先后培养出28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被誉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摇篮”和“学者的圣地--麦加”的称号，1901-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英国籍科学家有77人次，按人口平均计算，英国是获诺贝尔奖金人数最多的国家，〔26〕英国科学家们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要将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各国科技发展史证明：基础科学研究周期一般为15-20年，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其成功率只有5 -10%，其中只有2-3%的科研成果才能转化为技术开发；技术开发的研究周期一般为5-15年，其成功率为50-60%； 将技术开发研究成果运用到产品生产的周期一般在5年以下，其成功率在90%以上。〔27 〕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研究和产品的研究这三个环节的投资比例为1∶10 ∶100。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不仅投资大，而且还需要相应的一批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英国政府和企业不肯出巨资支持科学家们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即使有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生产，却因缺乏足够的工程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而得不到广泛的推广与应用，从而出现英国科技“国内开花、国外结果”的奇怪现象。英国化学家托马斯发明的“托马斯炼钢法”、化学家珀金发明的苯胺染料、戴维设计制造的弧光灯等在英国很少运用，在德国、法国等地却广泛运用。 四、文官高薪制与教师、科技人员低薪制政府文官的工资是文官以其知识、能力、技术、工龄为国家服务所取得的报酬，也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重要形式。它不仅是文官及其家庭生活的基本保证，也是及时调整文官之间的相互关系，激励文官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机制，因而各国政府十分重视并制定了适合本国情况的工资制度。 为了使社会上大批优秀人才愿到政府行政部门工作和稳定文官队伍，英国政府实行文官高薪制。所谓文官高薪制，首先指在同等学历和能力相同的条件下，文官的工资水平高于文官系统外（除金融、商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以1977年的工资为例：文官部长官、内阁首相、财政大臣的年薪为20000英镑，常务次官为18675英镑，副次长14000英镑， 司长12000英镑，副司长8650-11000英镑，科长5680-7450英镑，实习人员2395-5670英镑。〔28〕同年，各行业充分就业的所有男子平均最高周薪（大不列颠）为114英镑，一年按52周计算，年薪为5928英镑， 〔29〕几乎等于行政级科长的最低工资。 就英国文官系统内部而言，普通行政人员的工资普遍高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在1950年代，年薪在2000英镑以上的英国文官中，行政人员占39%，但任科学官职的科学人员占17%，包括建筑工程师、机电工程师等在内的各类专业人员仅占5%。〔30〕未担任官职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政府教育局任命的“督学官”年收入为1150-1725英镑，学校最熟练的男教师年薪为450-900英镑，前者为后者的1.9-2.5倍。在1920年代，政府大臣的平均年薪为3500英镑，牛津大学教授最高年薪才900英镑。同是大学毕业生， 分配到西非殖民地军队任职，最初年薪为450英镑， 而分到热带科研机构的农科院大学毕业生的最初年薪为250英镑，两者相差200英镑。〔31〕英国政府实行文官高薪制和教师、科技人员低薪制，使英国社会形成一种落后的社会意识：在古老的大学里不把工程师视为知识分子；上流社会看不起科学家和工程师，认为最有天赋的青年应该接受古典教育，到政府做官；许多大学生以当官、跻进上流社会为荣，以当教师、当科学家和工程师为耻，更不愿到第一线解决生产问题。绝大多数教授、科学家和工程师长期从事艰巨复杂而富有创造性劳动，为英国的繁荣和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却过着十分寒酸的生活。他们为了养家糊口、维护高级知识分子的尊严，被迫用大量时间从事第二职业，以换取面包和牛奶。实在无法从事第二职业者或到中小学教书，或到外国谋生。英国著名生物学家、伦敦皇家学会会长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因感到从事生物学研究不能保证科学家最起码的生活，被迫放弃劝自己的得意门生从事科研的想法。英国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大量流入异国他乡。在1952-1962年间，在数理化等13个学科工作的博士，每年至少有140 名移居外国，加上“临时”赴欧美的博士约占总数的35.5%；移居外国的大学教师增加3倍。有71名著名物理学家移居美国。据1957年调查表明， 剑桥大学毕业生已决定和考虑移民的约占学生总数的38%。〔32〕大量的人才外流使本来不景气的教育和科技事业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使工业部门人才奇缺、难以维持，被迫用高薪从德国、奥地利等国引进经营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英国政府对此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先后在英国著名的默奇特·泰勒学校和圣保罗学校任校长职务长达36年的理查德·马尔斯特愤慨地说：“为什么不能给教师提供好一些的物质待遇，从而使他们能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像牧师、律师和内科医生等几种职业中的情况那样呢？”〔33〕这是英国的耻辱。 英国政府实行错误的教育和科技事业政策，导致英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的落后和国民整体素质的下降。英国政府在“一战”后虽然认识到英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的落后局面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终因投资不足和投资决策失误而未能如愿。英国从世界霸主沦落为第三、四流国家。 历史告诉我们：英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文官制度的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成为导致英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乃至英国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官制度改革必须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切忌实行文官高薪制和教师、科技人员低薪制和重视基础理论、轻视应用技术的科技政策。英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极深，误国近百年，应引以为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