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美国政策的两难局面
    1955年间，美国政府根据苏联东欧内部变化确立了演变的目标，并且通过拟订东西方交流方案而形成了初始的演变政策，[（1）]但谋求激变仍然是它关于苏联东欧的一项基本战略。[（2）]根据东德骚乱及其结局展示的教训，1953年12月制定的东欧政策纲领--国家安全委员会174号文件--强调较耐心地助长东欧民众的不满和反政府情绪，以等待难以预见的激变时机。在理论上，这和先前的政策大同小异，而在实践中，先前的做法更是被近乎全套地沿用下来。不仅如此，这个文件并未被确立演变目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5505／1号文件取代，而是颇为矛盾地同后者一起并列为政策纲领。然而，由于苏东各国正通过范围不等的政策调整和局部改革有秩序地缓解社会紧张，也由于随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而来的东西方敌对气氛的局部缓和多少束缚了美国从事煽动性宣传和隐蔽行动的手脚，激变战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适性。至于初出茅庐的演变战略，虽然已具备依靠东西方交流来对苏东社会施加长期性影响这一核心理念，但因为美苏双方在交流问题上的利益差异和政策分歧一时过于严重，加上美国在日内瓦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期间情不自禁地把交流问题纳入冷战外交的老框架内，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力求在道义上置苏联于不利地位，而非谋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因而上述核心理念未能落实，演变战略也因此仍属纸上谈兵。
    这样，在谋求苏东内部变更方面，美国实际上是同时采纳两种彼此抵触的战略，而且这两种战略俱无明显的成果。到1956年初，美国政府对此已有了相当清楚的认识。主管部门--行动协调局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激变战略不符合正在转变的国际气氛，“例如那些意在鼓励反共活动和消极抵抗的行动方针多少与缓和不相容”；演变战略则与“保持被奴役人民的希望和志向的计划”抵触，而且“谋求苏联人广泛地增加接触--包括思想、信息、新闻的比较自由的交流以及旅行和文化交流--的努力没有成功”。[（3）]当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一局面时，副国务卿小赫伯特·胡佛直截了当地断言，美国的双重战略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其成就微乎其微，因而应当予以重新审议。[（4）]
    非斯大林化和激变战略
    正值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左右为难之际，苏共二十大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所依据的一些客观条件，原先使他们几乎一筹莫展的形势转眼间冒出了种种机会。50年代中期在苏联东欧激起巨大波澜的一系列事件，包括非斯大林化、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波兰十月危机，都同这次大会密切相关。它象征苏联集团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进行幅度空前的改革，而且这一改革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在若干场合迅速越出改革者设想的界限，触发了几乎令其手足无措的动荡乃至变乱。这就使美国得到了实施激变战略的有利条件，使之暂时摆脱困境而再获生机。但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当时的改革并非全然失控，它们在另一些场合明确地表现了在现存基本制度的框架内朝比较宽松和比较多样化进行调整的趋势。这同美国的演变期望大致吻合，从而促使演变战略和政策在理念上臻于成熟。苏共二十大对苏东局势的影响是两重性的，因而它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也是两重性的。
    苏共二十大同赫鲁晓夫的名字结为一体，它真正开始了所谓赫鲁晓夫时代。美国政府对这位风云人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过程。1955年初马林科夫下台时，美国对上升为第一把手的赫鲁晓夫以及他指导下苏联的动向，抱着一种担忧的看法，其原因既在于马林科夫被认为是斯大林死后苏东内政外交调整的主要发起者和实施者，[（5）]也在于赫鲁晓夫是打着批判经济“新方针”的旗号来进行这一权力更替的。强调遵循斯大林式的国家工业化路线，大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利备战，必然使赫鲁晓夫在美国官员们看来带有咄咄逼人的鹰派色彩。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如此判断马林科夫下台的意义：赫鲁晓夫已在苏联权力中处于支配地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军方势力随之臻于极盛，苏联对外政策至少在辞令上会变得强硬起来。艾森豪威尔虽然觉得军方势力可能倾向于稳健，但也认为赫鲁晓夫将扮演“大棒”角色。[（6）]国务院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情报司所作的专门分析报告强调，赫鲁晓夫在内政方面一贯遵循“标准的共产党路线”，在外交方面则反复直言不讳地表述对西方的敌意，其政治观点反映了“教条立场”。甚至一向对苏联事务很有见地的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也对赫鲁晓夫执掌大权颇为担忧。[（7）]马林科夫下台后一周，国务卿杜勒斯通过演说，公开表达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他不指名地宣称，马林科夫“主要关心苏联人民的福利、安全和伟大”，赫鲁晓夫却“希望把苏联和它的力量主要用作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用作实现它的世界范围的野心的一种手段”。[（8）]然而不久后，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使美国政府松了口气，它喜出望外地发现，赫鲁晓夫并不像所担忧的那样强硬和危险。随后，日内瓦首脑会议增进了美国政府对赫鲁晓夫的了解，由他领导的苏联代表团被认为表现不错，“他们避而不作冷战式的宣传，在个人接触中彬彬有礼，态度平和。”[（9）]
    1953年以来，美国关于苏联局势的认识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来看是被动的和缺乏想象力的。对于诸如斯大林去世、贝利亚垮台和赫鲁晓夫掌权等重大事态的影响，它的预测和事后初期判断几乎每次必错。[（10）]其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那种认为苏联极权主义性质固定不变的习惯观念，仍然顽固地起作用，尽管是在逐渐减小的程度上起作用。对于苏共二十大，美国政府同样作了错误的预测。国务院给美新处和美国驻外各使领馆的宣传政策指令强调，这次大会不会在政策问题上有任何出人意外的举措。[（11）]实际上，从波伦给杜勒斯的一份电函可以揣摩出这位国务卿期望的是“上帝赐给自由世界一件礼物”，即苏共二十大或许会提供一个爆发权力斗争的契机，由此而来的为重新确立“一人独裁制”所必需的大火并将严重损害苏联的稳定和威望。[（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