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报告的副本被发表后，美国利用非斯大林化、加剧由此引起的动荡的努力达到了高潮，其势头事实上一直维持到匈牙利事件结束。以自由欧洲电台为例。它曾用三天半时间连番广播秘密报告，以便让东欧国家尽可能多的人听到。[（26）]随后，它通过各种广播节目以及向东欧各国飘放气球传单，就秘密报告大做文章，强调要防止新的斯大林出现就必须改变产生了斯大林的那种国家制度。它还像“反斯大林运动专门委员会”主张的那样，力图使宣传对象怀疑或否认苏联领导及其东欧伙伴具有真正的改革意图。一位美国外交官就这样的做法抱怨说：“美国政府总是鼓励这些民众起来推翻政府。我们的宣传仍旧包含着这一目的。”[（27）]为了更有效地加剧动荡，自由欧洲电台还频繁地进行所谓交叉报道，以促使东欧不同国家的民众互相攀比非斯大林化的进展。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要东欧其他国家输入铁托主义亦被该电台大举利用。它抓住“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原本无可非议的论点，借题发挥，以便有助于使那些跟不上赫鲁晓夫指挥棒的东欧保守派领导人声誉扫地，从而加大政局变更的可能性。自由欧洲电台在这一期间还大量播送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领导人关于支持东欧民众要求自由的种种言论，保证“被奴役人民最终获得自由的事业仍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基本成份”。[（28）]匈牙利的大流血事件结束后，艾伦·杜勒斯为了替他本人参与指导的这个广播电台洗刷推波助澜的责任，曾声称秘密报告副本被发表后的几个月里，它遵循的方针是“鼓励导向体制自由化的和平演变”。[（29）]然而事实却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自由欧洲电台同美国的其他宣传机构一起，“忙于用它们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报道……煽动卫星国的动乱之火。”[（30）]总之，由于非斯大林化导致苏联东欧出现了实际的和潜在的动荡，美国政府自然倾向于较多地使用激变战略。
    演变战略的成熟
    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以非斯大林化为特征的新一轮改革对苏东局势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它虽然在一些场合越出了控制，引发了严重的动荡乃至变乱，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仍处于基本的现存制度、意识形态和苏东国际秩序的大框架内，使得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有节制地朝社会比较宽松、内政外交比较多样化的方向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大致符合美国业已怀抱的演变期望，而促使变化逐渐超越上述框架，日积月累地导致苏东国家性质的根本变革，则是美国业已确立的一个目标。苏共二十大发动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宣布的其他政策变更，作为斯大林去世以来政治、思想领域中幅度最大、性质最明确的一场改革，势必大大加强美国政府对于演变的信念，使得迟至二十大前夕仍然有所表现的那种关于苏联极权主义体制固定不变的观念最终被弃置。由此，演变战略在理论上臻于成熟，并且很快成为美国关于苏东内部变化的主导战略思想。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一个月，美国国务院给驻波使馆的一份长篇电报相当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动向。1954年底开始，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迫于党内压力，加快原先非常保守的改革步伐，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包括改组保安部门，谴责践踏法制，释放哥穆尔卡等。此后随赫鲁晓夫改善对南关系，并接受铁托主张的“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原则，改革要求获得了有力的社会声势，文艺、科技、新闻各界和青年学生中革除弊端的呼声竞相呼应。这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相结合，加上多年来在波兰主持推行斯大林模式的最高领导人贝鲁特于3月12日突然去世，使得改革势头迅趋强劲。[（31）]英国驻波大使安德鲁·诺贝尔断定，波兰正在出现一套富有本国特色的政策，西方国家应利用日内瓦首脑会议后东西方关系的局部缓和，通过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交往来对波兰政府表示亲善，以便鼓励其独立自主。但是，经常与诺贝尔交换意见的美国驻波大使雅各布斯却认为，波兰内政自主倾向徒有其表，波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忠实臣属”不值得西方予以多大注意，对之表示亲善只会“抬高一个美国公开谴责的政权的威望”。苏共二十大过后一个月，国务院致电驻波使馆，表达对这两种意见的看法。它虽未同意诺贝尔的判断，说波兰的改革尚未达到内政自主的地步，但更不赞成雅各布斯的观点。国务院认为，在波兰问题上，美国可有的选择并非要么将波兰现行政策当作独立自主的政策接受下来，要么将波兰政府当作苏联的附庸对待。波兰的局势是变化的，应当认识到那里所有有利的征兆和趋势，使美国在条件具备的场合能够予以影响和促进。国务院的这份指令性电报强调：
    谋求促进苏联及卫星国的政策与行动中那些符合美国利益的演变，是经政府最高层核准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坚定要求。在这么做时，影响这些政权去挑选既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又不同美国国家利益抵触的行动路线，自然是可取的。就波兰而言，这意味着除其他事情外，我们应当准备鼓励和助长党内和官场中可能表现出来的、真正趋于摆脱莫斯科控制而取得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任何倾向。[（32）]不久后，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达了类似的观念。他颇不寻常地承认苏联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非斯大林化和较多的个人安全与选择自由显示，那里的变化也许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一个“符合人民正当愿望放弃各项扩张主义目标”的政府。[（33）]
    要影响苏联东欧内部事态，促进美国所希望的演变，就需要建立和发展人员、信息、文化和经济交往的各种合法渠道，使得西方的思想影响能够尽可能广泛地渗入苏东社会，使得那里的官员和民众能够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面貌和政治价值观念来衡量本国，引发和增强他们据此修改现状的意识和要求。这一点是美国政府在1955年就已看到的，它为日内瓦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准备的东西方交流方案代表着可操作的演变政策的雏型。苏共二十大使美国政府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演变的可能性，同时也就使实际促进演变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先前，建立系统的交流渠道的障碍较多地存在于美国政府方面，苏共二十大后更是如此，因为这次大会表明苏联对增进接触（主要是经济和科技交流）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34）]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日内瓦会议后东西方交流问题陷于停顿越来越不耐烦，认为美国政府的态度过于消极，以致“发展东西方接触的所有主动权不是在苏联人手里，就是在美国民间团体手里”。他要求杜勒斯亲自起草一份政策纲领，以便打开局面。[（35）]6月初，这份题为《东西方交流》的文件被分发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成员，不久后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5607号文件得到正式采纳。[（36）]它标志着演变战略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