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的实况与这些预计大相径庭，其结果令美国政府意外地高兴，即使它一时还不知道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会闭幕后两天，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概述了它的三大意义：（1）苏联领导“正在完成取代斯大林式的控制的和平演变”；“绝对独裁思想”在让位给集体领导原则；（2）他们正在放弃战争不可避免的教条，转而强调和平共处；（3）通过议会机制进行和平过渡被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所有这三点都是反斯大林主义的。[（13）]更使美国官员感兴趣的，是一些重要发言者（特别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对斯大林本人的公开批评。波伦认为这是苏共二十大的最有趣味的事态，国务院情报司的一份报告则称之为大会的主要创新之处：“这位永无谬误的半神长达30年的统治囊括了苏联生活的所有方面，现在被发现身下的泥足，这显然将造成广泛的影响”，将导致苏联人自己“重新评价苏联生活的所有领域”。[（14）]
    真正使美国政府强烈兴奋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闭幕后半个月，波伦在法国驻苏使馆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听到一项流言：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曾作报告激烈抨击斯大林。这项流言是伦敦《工人报》驻莫斯科的一名记者传播的，它很可能来自希望外界笼统地得知此事的苏联领导人。与此同时，苏联报刊发表了不少直接或间接地批评斯大林的文章。[（15）]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从波伦那里得知此事后，断定这是“要把斯大林打得粉碎的明白无误的企图”。艾伦·杜勒斯认为：由此发起的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事业所犯的最大错误，因为它将在苏联和东欧引起严重的动荡，特别是威胁到那些无不由斯大林栽培的东欧国家领导人；美国得到了极好的机会，可以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利用这种形势。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完全同意这一看法。[（16）]4月3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越益流行的非斯大林化传言作公开评论，说苏联领导人对过去的谴责令人鼓舞，这既表明来自外界和内部的自由化影响可以导致和平变革，又可能激发东欧民众追求远超出目前事态的“最终变化”。[（17）]5月间，中央情报局在华沙搞到了秘密报告的一个副本，艾伦·杜勒斯将此举称作他从事情报工作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18）]这个副本由美国国务院在6月4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19）]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称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代最严重的政治弊端及其一部分思想和组织根源，对苏联在其发展过程中若干非常可悲并具有严重历史恶果的经历作了开辟性的反省和清算。它标志苏联东欧的局部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此，对斯大林时代的错误所作的批判更加深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逐渐大规模展开，法制得到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开始宣传反对官僚主义和提倡恢复联系群众的作用。尽管事后来看，秘密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还很不全面，对其根源的探究也远非透彻，但它毕竟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起了巨大的解放作用。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这一步骤有其严重的失误和缺陷。它们主要是：（1）没有划清批判斯大林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界限，虽然秘密报告中也有些肯定斯大林功绩的辞句，但它们同该报告的总体相比是苍白无力的和空洞的；（2）没有充分注意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指明苏联20年代以来的成就，没有强调分清社会主义尚存的严重缺陷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3）就批判斯大林在苏联国内、东欧和整个国际共运中进行的思想及组织准备很不充分，对这大大加剧东欧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严重缺乏预计。
    这些失误和缺陷的后果很快就开始显露出来。尽管苏联领导核心将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限制得很窄，但报纸上直接或间接地抨击斯大林的言论迅速增多，政治流言则随之盛行，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强烈震荡。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仅一个月，美国情报部门就根据各种信息断定，非斯大林化在苏联民众和外国共产党内造成了迷惘和思想混乱。[（20）]4月初，《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极少数党员在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下发表反党言论，另一些人则因批判过去的错误而动摇了自己对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这不过是对实际状况的一种不充分的描述。按照美国驻苏使馆当时的判断，非斯大林化已使苏共领导自招风险，即促使社会思想失控，引发和加强对共产党的怀疑。[（21）]确实，在缺乏思想准备并且未划清有关界限的情况下，揭露斯大林及其时代的阴暗面，特别是秘密清洗、滥捕滥杀、大搞集中营等耸人听闻和刺激感情的事实，势必沉重地打击苏东各国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动摇其思想支持和社会基础。[（22）]政权根基和社会控制能力远比苏联薄弱的东欧国家，一般更难应付非斯大林化的冲击。而且，有两个情况使事情变得更加严重。第一，赫鲁晓夫在恢复苏南关系的努力中（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要东欧国家输入“铁托主义”，并且听任甚至支持南斯拉夫公开地激烈抨击东欧各国领导人，超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能够承受的程度。[（23）]第二，匈牙利随马林科夫下台出现了改革逆转的局面，拉科西在赫鲁晓夫的扶持下卷土重来，重新实行斯大林时代的许多坏做法，结果使匈牙利民众同政府的矛盾急剧发展起来；另外在波兰，改革步履异常迟缓的统一工人党领导层也招致了社会各阶层与日俱增的不满。非斯大林化更加剧了这些由倒退派和保守派造成的社会紧张。
    秘密报告引起的强烈震荡使美国政府大受鼓舞。国务卿杜勒斯在6月下旬的一次院内会议上兴奋地说，美国有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来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秘密报告“应当被译成各国文字并予以翻印，例如印50万份发到印度尼西亚。”[（24）]利用和加剧震荡的努力主要针对苏东各国。在美国获得秘密报告副本以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行动协调局内就成立了“反斯大林运动专门委员会”（亦称“斯大林主义特别工作组”），由苏联问题专家、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雅各布·比姆领导，负责研究如何利用这场风潮。5月中旬，该机构提出有关的政策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获得批准。按照这些原则和纲领，美国应当（1）促使苏联政权对斯大林的官方抨击扩大为苏联民众对政权的压力，引导和鼓励他们要求改变内外政策，争取“较有代表性的政府”；（2）促使苏共从承认个人集权不可取发展到“最终承认一党统治包含着个人独裁的祸种”；（3）促使东欧国家同苏联的关系越益松驰，创造使它们摆脱苏联控制的条件。在具体做法上，美国应当特别重视秘密宣传和自由欧洲电台之类“民间”宣传媒介的作用，尽可能广泛地散布有损共产党声誉和苏东各国政治控制的资料和评论，包括强调目前的领导人仍然是“斯大林的人”，实行“斯大林的政策”，使得非斯大林化运动达不到缓解社会矛盾、加强政权基础这一本来目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