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交流》首先根据苏共二十大以来苏东内部渐变的形势和前景，重新确定了美国演变战略的基本概念，使之比先前有关政策文件（主要是国家安全委员会5505／1号文件[（37）]）中表述的更清晰、更适切。它开宗明义地规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基本战略是（1）促进苏联内部演变，使那里的政权逐渐放弃“国际共产主义全球野心”，逐渐成为民主的而非依靠专制警察权力的；（2）促进东欧各国演变，使之逐渐摆脱苏联控制。它认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目前第一次出现了按照这些方向演进的明显迹象。苏联内部随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产生了争取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保障个人安全以及提高民众消费水平的要求，而在东欧各国，大批热衷于奉行斯大林主义和盲目听命于苏联的高级官员遭到贬黜，原属异端的铁托主义成了苏联领导人对之表示敬意的正统。因此，已经形成了有利的客观条件，美国应当根据这些条件，加紧谋求通过东西方交流来促进苏东内部的“自由趋势”。
    在确立了总的战略框架之后，《东西方交流》转而讨论其议题。交流的目的和具体内容要按照鼓励苏东内部演变的需要来确定。它们应当注重于增进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了解，通过传播“挑战性的思想”和向知识分子显示其美国同行享有的国际交往自由来鼓励思想自由，通过使一般公民耳闻目睹美国的法制社会来促使他们要求更大的个人安全，通过显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富裕来激发他们修改本国体制和政策的意愿。此外针对东欧，美国还应当依靠交流来促进其民族传统并揭示独立自主政策所能带来的好处，从而激励那里的民族主义。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的意愿，《东西方交流》强调美国政府应当把倡议交流的主动权从苏联人和美国民间团体那里拿到自己手中。[（38）]
    《东西方交流》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演变战略在概念上第一次集中关注苏东政权和社会内部渐进性的“自由趋势”，而非各种被期望造成促变压力的社会紧张和怨愤，从而使它剔除了原先带有的显著的激变成份。演变战略要具有持久性和明确性，就必须取得这种概念上的独立性。第二，演变恰如其分地被当作改变苏联东欧基本体制的途径，而不是像国家安全委员会5505／1号文件那样，仅着眼于改变苏东的对外行为。它真正成了同遏制相平行的关于苏东的另一项基本战略，而不仅是补充遏制战略。可以说，《东西方交流》代表了美国政府在认识上的一项飞跃。
    美国政府在东西方交流方面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7月间，美国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经总统批准接受了苏联近两个月前的邀请，赴苏参加苏联空军节活动。按照国务卿杜勒斯的说法，这是美国同“我们的隐蔽盟友”--苏联内部演变力量--接触的总进取行动的一部分。[（39）]8月底，杜勒斯提出一个新招：邀请东欧各国政府派员观摩美国联邦选举，以便使他们对西方的政治自由留有深刻印象。艾森豪威尔和民主党领袖艾德莱·史蒂文森都赞成这个主张。[（40）]驻罗马尼亚公使罗伯特·塞耶向国务院作的汇报提供了交流努力及其效果的一个缩影。他于11月间报告说，他按照美国的既定政策，进行了鼓励罗美交流的一系列工作，包括促成罗农业部官员赴美观摩和采购，帮助罗外贸部官员赴美调查销售本国产品的可能性，鼓励两国运动员、音乐家和艺术家互访，促进两国在对方国内办展览会，扩大公使馆人员同罗政府官员之间的社交活动和私人往来等等。他还报告说，罗马尼亚的有关行政官员和技术、文化专家对这些交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甚至“对于同美国接触迫不及待”，而实际的接触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交往胃口。塞耶认为，这些在政福巩内占据重要执行职位的“党外机会主义者、技术专家、专业人员和企业家”构成了一个倾向于接受美国影响的群体，他们会逐渐形成越来越大的作用力，促使共产党高层领导密切同美国的关系，甚至依赖美国。[（41）]在稍后的一次汇报中，塞耶还谈到了罗马尼亚社会基层对文化交流的反应：赴美访问者的见闻“在这个流言盛行的民族中象野火一般迅速蔓延”，赴罗访问的美国运动员则仅仅因其国籍就受到成千上万罗马尼亚人的热烈欢呼。文化交流对美国大为有利，它们可以激发和维持“罗马尼亚人民对美国制度的信仰”。[（42）]
    《东西方交流》获得总统批准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府又制定了关于东欧的新的政策纲领--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号文件。在此前，美国的东欧政策是以1953年底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74号文件为正式依据的。该文件一方面按照东德骚乱及其结局的教训，确认东欧尚不存在足以推翻现政权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因而强调不应煽动时机不成熟的造反，另一方面却依然奉激变战略为基本原则，规定用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破坏和削弱卫星国政权”。[（43）]尽管各执行部门不久就发现这一方针事实上自相矛盾，但它一直未被正式更换。新的5608／1号文件的明确目的，就是取代这个由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若干事态而显得更加陈旧的纲领，改用演变战略来指导美国的东欧政策。它在重申东欧基本现状短期内不可能更改后，集中讨论了年初开始苏联东欧趋于“内部宽松”的众多变化。它确认，“从长远来说可能助长这样的努力和压力，它们将导致卫星国体系朝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与安全的方向发生根本变化。”为了促进这种演变，美国应当作出一系列具体努力，其中特别重要和不落俗套的是人员和文化交流。它认为，由于苏联集团已开始鼓励旅游、扩大对外文化关系和学习西方科技成就，美国应当利用这种形势，将人员和文化交流用作有效手段，以便维持和加强“卫星国人民对最终取得自由和独立所抱的希望和信心”。[（44）]在这个文件的讨论稿中，还提出发展经济交流，即适当放宽对东欧国家的出口管制，使行政当局可以“利用增加贸易作为刺激手段，促进美国对卫星国的政策目标”。只是由于国防部、财政部和副总统尼克松以国家安全利益和程序障碍为由加以反对，经济交流才未被纳入最后文本。[（45）]当然，这并不妨碍国家安全委员会5608／1号文件同《东西方交流》一起构成一个明确的标志，表明演变作为战略和政策，在理论上已经完全形成。
    实践同理论相比，总是受到更多、更复杂的具体条件制约。就演变战略的实施而言，这样的制约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美苏关系总的状况对东西方交流的影响上。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导致的局部缓和气氛多少促进了初始的接触，而随苏军镇压匈牙利造反而来的重新紧张却使美国对苏交流骤然中止。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因匈牙利事件中断了同苏联的文化交流，包括已在前不久同苏联签订了首项文化协定的挪威、丹麦和比利时。[（46）]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中止交流是他当时几乎唯一可用，并且不能玻梗够用的对苏制裁手段，是在特殊形势下采取的暂时性措施。[（47）]为了尽可能贯彻演变战略，美国政府在决定制裁苏联的同时，维持同匈牙利以外的东欧国家的交流，虽然它们大都支持、甚至敦促苏联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甚至要求设法避免因制裁苏联而“吓退了卫星国”。[（48）]对于当时坚决抵制苏联干涉、坚持自主改革的波兰，美国政府还打算显著地扩大交流。可以说，这里已经显露了60年代被民主党政府当作基本方略的“区别对待”政策。即使对苏交流，在匈牙利事件过后仅仅半年就开始恢复，而且较快地发展到由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协定予以保证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