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顺便提几名赫德尔在历史哲学上的贡献。他几乎与康德发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年）同时写了《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由此引发了康德的评论，《评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85年）、《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5年）都是针对着赫德尔撰写的。后来，康德在晚年陆续发表了《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1793年）、《万物的终结》（1794年）、《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1795年）、《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1797年）等著作，反复解释他的关于人类作为物种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的观点。其实康德和赫德尔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根本分歧。康德不赞成的是赫德尔把人类同自然界强作比附，康德更着重人类自身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总历程。赫德尔把人种按自然条件的差异把种族分为优劣的观点，也不见于康德的论述，赫德尔比康德更加“欧洲中心主义”得多。
    下面就直接跳到黑格尔去，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历史哲学，大体上是发挥康德的论点，有所损益，但没有大的创意。黑格尔则表示着理论上的飞跃，他认为历史最终是精神的历史，理性的历史，是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康德讲“道德律令”，讲“纯粹理性”；黑格尔讲“世界精神”，讲“绝对精神”，这是可以相通的。然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与康德的“世界公民”的精神的不同点在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是由“民族精神”来体现的。
    黑格尔把他的“世界精神”体系的形成过程比作一次从东方到西方的漫游，最后到达日耳曼民族所在的西欧的时候。“世界精神”便迈进了充满活力、主体和客体合一的成熟期--“老年时期”[①c]，“世界精神”的“老年时期”即相当于世界近代史期，它的代表就是日耳曼民族[②c]。他说：
    “日耳曼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鹄的是实现作为自由的无限自决的绝对真理--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把它自身的绝对形式作为主旨的。”[③c]
    “日耳曼世界诚然在表面上只是作为罗马世界的继续而出现的。但是它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世界将经由这种精神而获得新生--‘自由精神’以其自身为基础，即主体的绝对自决。”[④c]
    这就是说，“世界精神”到了十六世纪漫游到“日耳曼世界”就到达顶峰了。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漫游图并非首创，赫德尔在1784年就曾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画了这么一条线：东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地中海--欧洲大陆。在赫德尔看来，作为自然的生命，人便分为多种不同的种族。他认为，一个种族的生命在时间之中发展成为愈来愈高的形式；这种历史生活可出现的那个得天独厚的中心就是欧洲；唯有在欧洲，人类的生命才是真正历史性的进展，而在例如中国或印度或美洲的土人中间，就没有真正的历史的进展。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赫德尔是第一个以系统的方式提出“种族差异论”的思想家，并指出：“一旦赫德尔的种族理论为人采用，就逃不脱纳粹婚姻法的结局。”[⑤c]
    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理论与赫德尔是有相似之处的。柯林武德不幸而言中，纳粹的理论家的确曾利用过黑格尔的“日内曼精神”；当然无论赫德尔，还是黑格尔，谁也不能为纳粹的理论负责。一种理论被借用来加强另一种新理论的事，是常见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写《历史的终结》时也正是利用了黑格尔。
    由此，确实可以使我们对黑格尔的历史观增加些了解。黑格尔的日耳曼政治情结妨碍了他的“世界精神”的漫游。所以在读他的“历史哲学”时，常常觉得他的“绝对自由”下面藏着政治社会的兴衰升降，以致他笔下的“自由”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意愿。因此，“世界精神”止于日耳曼，便显得历史永远不可能超越民族的界限。黑格尔在政治上非常现实主义，哲学思辨在政治上几乎无影无踪了。他不讳言：“我一向对政治有一种偏爱。”[①d]他在青年时期即抱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证明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炙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日耳曼民族的盛衰荣辱，对于那幅“漫游图”绝不是毫无关系的。他在1799年准备写《德国法制》时在草稿上写下了如下的痛苦的“内心呼声”：
    “这颗心不想和自己亲睹德国国家超脱其可悲地位的希望完全抉别，在尚未与自己的希望完全割断之前，想再次栩栩如生地重忆自己那些变得愈来愈软弱的愿望，再次身历其境地体会自己相信这些愿望会变为现实的软弱信念。”[②d]
    当他写到历次战争怎样迫使德意志陷于没办法挽回的分裂局面，边远领土一块块地丧失的时候，他痛苦得不可名状：“德意志帝国在数世纪进程中丧失的国土可以开成一个长长的可悲清单。”[③d]“德国已不再是国家”[④d]，这是《德国法制》中的第一句话。那时，拿破仑已把战火烧向普鲁士，黑格尔虽然折服于拿破仑，却决不愿自己的祖国受到宰割，他希望德意志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享有充分主权的国家。美国政治学家乔治·霍兰·萨拜因说：“黑格尔在1802年的雄心不下于要成为德意志的马基雅弗利。”[⑤d]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
    第一，他们都是历史的进化论者。世界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是从低级朝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人类社会是沿着自然发展规律向前发展的。这在历史观念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世界历史时，都应该负担着研究世界发展规律的任务。这对于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十九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史学之所以超不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史学成就，原因就是只专注于包括西瓜和芝麻在内的历史事件，而大多忘记了实证主义为自己规定的找出规律的第二项工作。但是黑格尔的“进化论”有个限度，到“日耳曼世界”就到头了，所以他比康德显然大大地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