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6世纪与17世纪：工业活力的强与弱
    重商主义在其发展中前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极端强调商业资本的主导地位，产业资本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国内的商品生产必须服从外贸出口之需要。因此，在这个时代，西方各国工业生产的兴衰荣辱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商业贸易既然经历了一场由盛转衰的过程，那么直接服务于商贸的工业生产也就不得不随之而作由上向下的起伏运动。有些历史学家试图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荷兰和英国在17世纪时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以此来证明17世纪的活力。[①①]应当承认，17世纪英荷等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有较大发展，其工业发展水平亦高于同时期其他国家。但我们还应看到，重商主义的幽灵对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对外贸易的节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工业生产的脉搏；而且，从各国工业生产的实际曲线来看，我们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并从纺织、造船和矿冶等当时最为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对之加以阐述。
    ⒈荷兰。荷兰是16、17世纪欧洲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其纺织业的发展更是显著，其中最大的毛纺织业中心是莱顿，莱顿纺织业的发展进程基本反映了整个荷兰纺织业的发展情况。从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前后开始（1580年左右）到1610年左右，莱顿的羊毛生产总量不断上升；而从1611年开始直至1650年左右，其产量直线下降，并已降至革命前的水平；1650年后虽有回升，但仍远低于1600年前后的水准。[①②]荷兰的其他生产部门亦出现类似情况，例如阿姆斯特丹的肥皂制造业：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最初20年中，该市制皂业稳步增长，从年产2.8万吨上升至4万吨，而此后则逐渐下降；再如鹿特丹的造船业：17世纪最初20年中，年造船量呈上升之势（1613年为20艘，1620年为30艘）。而此后则停滞乃至衰落（1630年为23艘、1650年亦为23艘，1673年降至11艘，18世纪初仅为5艘）。可以说，荷兰工业中的这些支柱产业之所以出现上述变化，与西方当时的重商大气候格局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⒉英国。16、17世纪也是英国纺织业和纺织原料生产迅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国际贸易环境及本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影响，英国的纺织业在该时期亦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16、17世纪通过松德海峡运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中欧及东欧等地的英国布匹的数量：从16世纪后期开始至17世纪前20年，英国向上述地区出口的布匹数呈上升趋势，从年均2.5万匹左右增至3.2万匹左右；其后则渐趋下降，17世纪60年代时仅为1.2万匹，后虽有回升，但亦未能达到世纪初的水平。上述数字虽属贸易范畴，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布匹生产情况，这是因为英国是重商主义的典型之一，其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是紧密相关的。另外，从16、17世纪通过伦敦港出口的英国产羊毛数量亦可领略到其纺织业发展走向：从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出口的羊毛稳步增长（从每年7.3万袋增至12.7万袋）；而此后则渐趋下降，很少有出现超过10万袋的情况。英国纺织业生产率的变化在制衣工场的雇员人数上也有比较直接的反映，以希鲁斯贝里制衣公司为例：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最初十余年中，该公司雇员（学徒）人数渐增；而从1620年以后，则呈下滑之势，下滑幅度虽不是很大，但足以表明其生产的萎缩或停滞状况。[①③]从全局来看，英国工业生产形势的波动具有普遍性，除了纺织业以外，矿冶等主要工业部门在17世纪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也都经历了一个衰落期。
    ⒊威尼斯。地中海地区工业生产的兴衰更是显著，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威尼斯的纺织业。16世纪的整整100年中，威尼斯纺织业经历了一场从未间断的令人振奋的扩张过程，1516年仅生产1300匹，经过数十年的发展，1561年约为1.72万匹，1581年为1.95万匹，1602年更达到2.87万匹。但从1602年以后，其产量却逐渐下降，1660年时仅为9700匹，1712年时则降至1700匹。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当以威尼斯等城市国家为代表的意大利纺织业陷于重重困难、甚至遭受惨重损失之际，其竞争对手法国却取得了稳步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法国的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织、矿冶和军火）在政府的资助下在17世纪时虽曾有过一定程度上的繁荣，但为时却极为短暂，且绝大多数均以倒闭破产而告终，柯尔柏等人的工业扶植计划并未能取得太大的成效。[①④]可以认为，17世纪威尼斯乃至整个意大利纺织业的衰落并未真正导致另一地区纺织业的兴盛。
    ⒋南美洲。16、17世纪时，南美洲是西欧最重要的贵金属供给地，其矿冶业在殖民地化不久后即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西欧工商业变动在这里亦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呼应，当西欧工商业处于扩展时期时，南美的贵金属矿冶业便较为繁盛；而当西欧工商业处于停滞或衰退时期时，南美的贵金属矿冶业便随之而降温。以秘鲁的环卡维里卡银矿的水银消费量为例（水银是当时用以冶炼白银的主要原料之一）：从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20年代，该矿水银需要量从每年880公担增至1.08万公担；此后则下降，17世纪50年代时一度跌至6800公担。再如玻利维亚南部的白银生产重地波托西：1561-1660年间，波托西当局对本地银矿生产所征税款亦经历了一场鲜明的“山峰”现象，1561-1600年，税款迅速上升，从1561年的42万马拉维迪增至1600年的145万马拉维迪；此后则直线下降，1630年为106万，1660年为80万。[①⑤]从税款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明确感悟到波托西矿冶业在16-17世纪的波动节奏。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欧洲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乃至南美殖民地在16至17世纪时工业生产都经历了一场由盛而衰的过程，虽然有个别地区在17世纪时有某些发展，但它们并不能改变当时西方世界工业生产的总体面貌。
    三、衰落原因的探讨：农业基础地位的存与废
    自本世纪30年代中期起，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北欧和东欧的历史学家们便开始注意研究近代早期西方社会工商业发展的特殊曲线问题，并对17世纪初工商业的衰退或停滞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信贷机制疲弱论、产权性能不适论以及马尔萨斯陷阱论等等，但至今尚未有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理论；有的学者则从各国经济史资料中搜寻一些反证材料，试图否认近代初期西方工商业曾经出现一段衰落或停滞期，但目前来看，此种观点亦未被世人认可，因为对西方工商业是否衰退的考察必须从全局和整体的观点出发，一时一地的某一行业的变化并不一定能反映工商业发展的总体走向。[①⑤]可以说，16、17世纪西方工商业曾经历过一场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一说法仍是合乎历史实际的。那么，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近代初期西方工商业的变化应当也不例外，但笔者以为，在导致西方工商业一度衰退的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农业基础地位的削弱。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集中阐述了近代初期西方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情况，但我们必须明确地记住一点，即近代初期的西方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据其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是支撑其他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农业发展繁荣了，工商业的兴盛便有了可靠的保证；反之工商业的发展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而从16世纪向17世纪过渡进程中，欧洲农业生产部门恰恰出现了一系列遗患池鱼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