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农业社会的“二次封建化”。自公元12世纪起至14世纪时，西欧多数国家中的农奴先后获得了人身解放，开始享有较高程度的人身自由；中欧以及东欧各国的农民在地位上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的农业经济在15、16世纪有了很大发展，贫困人口明显减少，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亦因此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日益扩展的城市人口和工商业生产对农业资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同时，16世纪开始的“价格革命”也使得农产品价格和地租指数有了大幅度提高。在此潮流下，除英格兰和荷兰等少数地区以外的欧洲其他许多地方的商业资产者和本来已衰落的封建主开始纷纷重归土地，重新经营封建地产。在德意志东部、意大利、波兰、俄国以及爱尔兰等地，强制性封建劳役和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农民的土地再次被收回；在法国和德意志西部等领主土地制地区，封建领主和所谓的“穿袍贵族”也都以各种方式掠夺村社和农民的地产，且以极为苛刻的条件与农民订立租佃关系。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将上述这种二次封建化现象称之为“资产者的反叛”和“领主的反动”。[①⑥]封建土地经营方式的再度推广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重新加强使得本已松动的乡村自然经济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恢复，这对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一种严重的阻碍。
    第二，农业生产的显著下降。二次封建化的后果有利于只占人口极少数的封建庄园主或地主，农民的无偿或低偿劳动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从农业生产的全局来说，其结果却是非常严重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农业技术的改进受到抑制，土地所有者对土地质量改进方面的投入极度不足，15至16世纪在欧洲许多地方出现的垦荒高潮到17世纪时基本销声匿迹（只有荷兰和英国东部地区例外），许多熟地和新垦土地再次变荒或被改为牧场。另外，自16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社会还遇上了多次瘟疫、战争以及恶劣的气候等各种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各种因素的累进终于使得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在17世纪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衰退，波兰、俄国、巴尔干地区、地中海沿岸各国、法国以及德意志等地的农业生产率均呈萎缩之势，谷物产量普遍低于16世纪的水平。[①⑦]
    在仍旧属于农业社会的近代早期，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波动节律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农业发展水平的左右。正因如此，16世纪末至17世纪发生在欧洲许多地区的“二次封建化”和农业生产的衰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当时工商业生产的衰退，其主要机制包括：首先，农民经济地位的下降和自然经济的加强使得工商业失去市场支撑，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工商业赖以健康存在下去的并不仅仅是靠只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领主阶层的奢侈性消费，而更主要的是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普通性消费。其次，农业生产率的降低使得工商业的原料产地趋于萎缩，从事工商业生产的那个阶层失去了壮大发展的基础。再次，在重商时代，对外贸易占据显要地位，各国经济活动的成败与外界环境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尽管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农业未出现明显的衰退，但其活力毕竟尚嫌弱小，其工商业生产还得屈从于欧洲的总体经济环境。最后，在近代初期，工商业资本总额中，流动资本占有主导地位，固定资本通常含量很少，因此，当农业生产衰落导致工商业生产不景气时，工商业者便可以在短时期内将资金撤回。
    由此可以看出，工商业生产的发展与农业基础地位的存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农业基础作保证，工商业要想获得持久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另外还应指出的是，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有一个结构调适问题，不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农业生产结构越是强化，对包括工商业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是不利，近代初期欧洲一些地区出现的再度农奴制或二次封建化等表面上加强对农业控制的现象即是明证，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农业基础地位问题以及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应当是不无启发的。
    注释：
    ①、①⑦参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卷，第365-371页，第251-304页。
    ②、③肖努（Chaunu）《塞维利亚与大西洋：1540-1650》，巴黎，1955-1957年版，第6卷，第341页，474页。
    ④克里斯藤森（Christensen）《1600年左右荷兰对波罗的海的贸易》，哥本哈根，1941年，第446-447页。
    ⑤、⑥、⑩、①⑤、①⑥帕克（G.Parker）等（主编）《十七世纪总危机》，伦敦，1978年，第174-175页，第180页，第194页，第196页。
    ⑦拉纳（F.Lane）《欧洲航海史资料集：中世纪至18世纪》，巴黎，1962年，第28-29页。
    ⑧荷斯佐斯基（S.Hoszowski）：“15-18世纪波兰与波罗的海的贸易”，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学大会上的波兰》，华沙，1960年。
    ⑨阿特曼（A.Attman）《国际贸易中的俄罗斯和波兰市场：1500-1650年》，哥德堡，1973年。
    ①①比较典型的有意大利经济史学家M.奇波拉和多梅9尼科·塞拉等人，详见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卷，第5-6页，第306页-364页。
    ①②有关莱顿毛纺产量的详细数字可见⑤，第221页。
    ①③蒙顿豪尔（T.Mendenhall）《16-17世纪希鲁斯贝里的制衣商与威尔士的羊毛贸易》，牛津，1953年，第234-235页。
    ①④详见哈通（R.Hatton）《路易十四与专制主义》，俄亥俄洲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26-242页。
    ①⑤有关观点可详见诺思和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华厦出版社，1989年，第100-170页：并见①，第305-449页；⑤，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