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南宋初建时，民间百姓仍时刻希望国家能收复故土，重新统一。然南宋却不具备与金对抗的实力，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辜负了百姓的期望。
    宋代蔡京、秦桧、韩侘胄、贾似道等权臣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擅权专政，不顾国事，奢靡享乐，给朝政、时局及百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从而引起上至朝官、下至百姓的不满，当时出现的谶谣多是诅咒擅权者命运的怨谤谶谣。
    蔡京、章惇等人在宋哲宗和徽宗朝时把持朝政，权倾一时，他们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为迎合宋徽宗的享乐欲望，蔡京下令用20万斤铜铸成九鼎，安放在九座大殿中，称九成宫。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延福宫、艮岳官，费资巨万，直至北宋灭亡后10年间仍不断修筑，使国库空虚。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修建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蔡京等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使币制混乱不堪，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从而导致民怨沸腾，咒骂他们的谶谣不胫而走。北宋末年京师流传的童谣有：
    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14](卷180《去邪》)。
    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14](卷180《去邪》)。
    大惇小惇，殃及子孙[7](卷356《崔鵬传》第32册，P11214)。
    这首谶谣直接诅咒蔡京、蔡攸，章惇、安惇等权臣终究会被从军发配，死后也入地无门，他们的子孙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大观三年(1108年)蔡京被罢，何执中为首相，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复相，何执中为副相。在蔡京等人擅权跋扈下，何执中并不能有大的作为，但也注意开源节流，为百姓谋福，如南宋永嘉人徐自明在《宋宰辅编年录》中称何执中：“其在政府尝戒边吏勿生事，惜人才重改作，节浮费、宽民办，虽富贵不忘贫贱时，斥缗钱万(拿出俸禄一万贯)置义庄以赡宗族。”这不只是士人对何执中有中肯的评价，当时的百姓也将其与蠹国害民的蔡京等人划清关系，时京师有童谣云：
    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15](卷9《京师童谣》，P86)。
    “穜”指童贯，“菜”指蔡京，“羔”指高俅，“荷”指何执中，以谐音法表达了百姓对童贯、蔡京、高俅三人专权误国的愤怒和咒骂，但“荷叶在”又体现百姓对何执中为官当政的认可和支持。
    南宋韩侘胄以册立宁宗有功，至宣州观察使累升至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执掌军国大事，专政13年，在其当政期间，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将朝中正直的大臣排斥殆尽。当时有市井百姓摹印了一些乌贼鱼出没在海潮中的图片，以一钱一张的价格出售给儿童，并到处散布语云：
    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16](戊集《满潮都是贼》，P188)。
    当时还有个卖酒人，在街上大声叫卖云：
    冷底吃一盏，冷底吃一盏[16](戊集《满潮都是贼》，P188)。
    这两则谶谣都是当时百姓用隐晦的手法表达对擅权者不满的方式，其中“冷”即“寒”，“寒”与“韩”谐音，“盏”与“斩”谐音，即是预言韩侘胄将被斩杀。至开禧二年，韩侘胄主持北伐抗金，因指挥失当而大败，于是吏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派人杀死韩侘胄，将其首级奉送给金人以求罢兵。
    三、宋代谶谣的价值
    1.宋代谶谣的史学价值
    谶谣所表达出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大大地拓展了“谶”关注的对象。传统的“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而谶谣除了涉及政治以外，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到一般的民情风俗，从社会风貌到历史人物的活动，从社会表层到人们的内心生活，可谓无所不包，谶谣展现了一幅幅形象生动的历史画卷，一个层次分明的社会背景，它较为真实、自然、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谶谣可视为活的史料，而谶谣独特的表现形式又使其反映的社会历史比正史中的记载更为生动活泼，切实逼真。谶谣可以作为史料的一个来源。通过宋代谶谣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看宋代的社会历史，可为宋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视角。
    宋代谶谣为研究宋代科举、职官、经济、军事等提供了最直观的材料。从大量涉及到科举、职官等的谶谣中可以看出宋代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贵族不再永远是贵族，富人也不再永远是富人。普通百姓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和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例如迁移、经商、参加科举等。尤其是宋代的科举制度，成为宋代职官的重要来源，这种不问门第、不看家世的职官选拔制度，相对公平，推动社会人才的涌现并改变了很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宋代经济的繁荣、纸币的出现发行与“纸钱使不行”[7](卷66《五行志四》第5册，P1450)、“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7](卷66《五行志四》第5册，P1450)等谶谣是紧密相连的，这些谶谣中所涉及的史实正是宋代纸币发行、流通及影响的缩影。此外，有关宋与辽、金、西夏、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与和的谶谣，则清晰地再现了两宋时期的军事与外交。
    宋代谶谣是宋代民风民俗最真实的记录。五代后至宋，每至过年家家户户贴对联、贴门神的风俗在谶谣“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7](卷66《五行志四》第5册，P1450)、“金人在门”[17](卷下)中得以展现。在宋代出现的新奇冠帽、衣裳以至鞋履的名称，不仅是预言国家衰亡的“服妖”，更是宋代服饰风格及社会状况的形象再现。宋代以服饰预言衰亡的谶谣很多，可见当时服饰推陈出新，已经不再恪守古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其中北宋徽宗与南宋理宗时期较多的“服妖”谶谣则与宋徽宗、宋理宗推崇的奢靡享乐之风是分不开的。而“不制衿”[18](卷五《宣和服妖》)、“偏顶”[7](卷65《五行志三》第5册，P1430)、“鹁角”[7](卷65《五行志三》第5册，P1430)等服饰，原本是辽、金、蒙元等地的特有形式，却在宋朝地域上广为流行，这就为研究宋代民风民俗在宋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之间频繁的战争和交流下，所受的影响和改变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