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采取稳步而渐进的政策并不意味止步不前，而是更好地为向社会主义前进创造条件。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说：“我们的伟大的中心任务，即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任务解决得越好，我国人民、一切正直的爱国者就会越稳妥越顺利地通向社会主义的解放之路。”〔6〕
    1.4 明确提出要突破苏联模式
    季米特洛夫在1946年2月就说：“各个国家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 将不会照搬相同的模式，不会完全按照苏联的道路”，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一定能找到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7〕。 铁托也说：“不必要也不可能在所有国家都走苏联那样的道路”。哥特瓦尔德曾特别强调根据本国情况努力探寻“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政策”。如前所述，哥穆尔卡激烈批评照苏联老路走是“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这样鲜明地提出突破苏联模式，独立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对于受共产国际的某些教条多年影响的东欧各国共产党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称之为一次不小的思想解放。
    2 国内外诸因素的影响
    上述东欧国家共产党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活动，到1947-1948年间就被迫中断了。是什么原因中断的？是不是这种探索在国内碰了壁、行不通？
    确切地说，就国内环境而言，这种探索很难说没有现实可能性。前已述及，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曾充分考虑本国的现实与历史状况。他们不仅注意到本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特点，也注意到解放不久的群众觉悟程度，因而探索的总体设想比较符合本国的客观要求。同时，各国共产党提出和执行的实际政策也相当稳妥，各国的步骤并不相同，速度有快有慢。例如，在南斯拉夫动作就快一些，在土地改革以后已开始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其他国家则限于土地改革。工商企业的国有化程度在各国也有很大差别。这些改革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没有遇到严重障碍，取得了成效。
    在政治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于战时领导人民坚持反法西斯游击战争，战后不久便在国内居领导地位。其他国家情况要复杂些。有的国家（罗、波等）共产党起初不仅在议会中、而且在联合政府中都还不占多数；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党的势力甚至还占据某种优势。右翼政治势力在西方国家支持下力图控制局面，在东欧国家建立西方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或者农民政党掌权的国家。共产党同民主政党（特别是右翼势力）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东欧各国共产党同左翼政党和派别加强合作，民主改革又采取稳妥步骤，因而联合政府依然存在，改革也在顺利推行，各国政局相当稳定，没有出现骚动。虽然在有的国家（保、匈、波等）曾经以间谍罪、颠覆罪惩罚过个别亲西方的政党领导人，以至把个别党排除出联合政府，但并没有出现民主党派制造的严重政治事端。多数民主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左翼）仍旧同共产党保持政治联盟关系。共产党在此期间提高了声望，组织上也得到很大发展，到1947年中，保加利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共产党实际上已在政府中逐步居领导地位。
    事实表明，人民民主制度在趋向巩固，没有遭到严重阻力或抵抗。人们有理由推断：借助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而如果这种探索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很可能在历史上创造出一种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即由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稳步转变，而避免急剧转折。
    但是，东欧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由于冷战开始而恶化了。这些国家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新压力。1946年3 月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演说，攻击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断言东欧各国“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向苏联和东欧各国发出挑战。在此之前，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提出“遏制”苏联的战略，主张以强硬政策迫使苏联退却。同时，西方列强表露出公然的反共立场，支持东欧各国的右翼势力。大国之间的尖锐对峙，不免会对东欧小国的共产党的政策带来一定影响，激起它们采取某些对应的激烈行动。
    然而，东欧各国总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改变，实际上主要是由于受到另一方面的直接压力，那就是苏联领导人在冷战开始后的形势下不再容许东欧各国按原来的路子走下去。
    无论是在大战期间，还是在战后，苏联领导人考虑的首先是苏联本国的安全和利益，这其中虽然有些出于对各国革命的利益的考虑和想法，但不可否认也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因素。他们在与西方盟国共同作战时，就早已要求盟国承认东欧各国战后应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为了维持同盟关系，为了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顺利结束，斯大林“主张在红军帮助下刚解放的国家不要急于行动”。在战争结束之初，苏联领导人一面竭力保住自己在东欧各国的主宰地位，同时“采取暂时限制刚解放的国家（其中包括保加利亚）的社会革命性变革的蓬勃进程的方针”〔8〕，以免刺激西方盟国找借口插手东欧事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结束前后出现了关于人民民主的设想。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资料说明是谁首先提出这种设想，但从一些回忆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最初是积极支持在东欧各国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据赫格居斯回忆，匈共领导人“还在回国以前，就坚信，他们回国是搞人民民主，而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来的”，尽管他们的“政治概念是一个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斯大林确实是作了明确、认真的指示”，而“匈牙利的领导人是认真执行斯大林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这个指示的”。〔9 〕贝利康也回忆说：“从莫斯科回来的捷共干部总是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反而提出令人奇怪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口号”。〔10〕哥特瓦尔德在回忆1946年7月访苏情况时还提到， 斯大林对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有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而不需要经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不难发现，斯大林确曾认为东欧各国可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东欧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苏联领导人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这不仅影响探索的深度，而且决定探索进行的时间。斯大林仅仅把人民民主当作某种策略，并非真的允许东欧各国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但是，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等领导人却是把人民民主看成是一个历史时期、一条历史性的道路来认真探索的。这种探索当时已经触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揭开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实际上试图开创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新道路。他们的一些思想甚至是相当深刻、极有见地的。然而，既然苏联领导人只从策略上考虑，那么一旦形势有变化，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探索也就不会再被容许了。
    在冷战气氛不断加剧、美国先后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之后，东西方对抗急剧尖锐。在1947年7 月初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尚犹豫不决时，波兰、保加利亚等国曾根据苏联原先的意向，决定参加英、法等欧洲国家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季米特洛夫在7月4日对苏联大使说：拒绝参加这些国家的会议，就为指责它们在政治上缺乏独立性提供依据。〔11〕苏联领导人十分耽心美、英等西方列强在东欧施展影响得以成功，同时也对东欧国家独立性的加强感到忧虑，终于下令它们都不得参加巴黎会议。斯大林还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哥特瓦尔德等人紧急召到莫斯科，严厉要求他们取消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他警告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没有人怀疑这一点。然而你们却以自己在巴黎的参与被当作反对苏联的工具。无论是苏联，还是它的政府对此都不容许。”〔12〕
    苏联领导人由此决定对西方列强实施坚决对抗，对东欧各国也进一步加强控制，强制要求它们对国内外政策作急速转折。赫格居斯对此回忆说：“1947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原来斯大林指示要加速党一统天下的进程。要用一切办法把持不同观点的人从政权中排挤出来。斯大林同时还指示要加速农业合作化速度。”〔13〕这就是说，斯大林根本改变了原先的主意，要东欧各国放弃人民民主制度，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东欧各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原先对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也只得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