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重压下逆转
    苏联领导人迫使东欧各国不参加马歇尔计划以后，紧接着又采取行动，在当年9月底迅速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3年共产国际解放后，斯大林并没有放弃继续指挥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想法，曾几次试探恢复某种国际机构。现在斯大林便用冷战既已开始这个时机，把这种机构成立起来，以便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抗。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党是斯大林亲自确定的，它们包括苏联和东欧六国的共产党（只有德国统一社会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除外），加上西欧的两个大党--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14〕选择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加入情报局，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控制这些党进而控制这些国家。如果哪个国家、哪个党（或其领导人）敢于违抗苏联领导人的意志，便可以通过情报局斥责那个国家的共产党“背叛”马列主义加以制服，还可以动用国际机构“纪律制裁”。
    尽管共产党情报局对外宣称只负责交换各党活动情况，仅在必要时经协商一致共同行动，但实际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情报局成立后不久，东欧各国便实行政策大转折，立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要求在短期内实行国有化，在政治上也加紧排斥和打击同盟者。在对外政策上，它们更加听从苏联领导人的摆布。斯大林还曾十分粗暴地当面责难季米特洛夫在外交行动上“不同苏联商量”。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苏联领导人随后又选中独立性最强的南斯拉夫作靶子。1948年6月， 他们操纵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不仅指责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反对苏联”），而且攻击它的国内政策（“把党溶化于人民阵线”、“富农党”等），进而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背离马列主义、陷入民族主义。南斯拉夫共产党对本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被作为“民族主义”全盘否定。情报局还实行组织制裁，把南共开除，甚至煽动南共党员推翻铁托为首的党中央。
    苏联领导人通过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实施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一开，东欧各国共产党紧跟着就对“民族主义”展开批判。哥穆尔卡因积极坚持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在当年8-9月间被中央全会指斥为“右倾民族主义”，撤去总书记职务，后来又被吊销党证、关入监狱。季米特洛夫也被迫作检讨。在斯大林无根据地责难科斯托夫有“民族主义”之后，季米特洛夫又不得不在中央全会上开始批判自己的这位战友。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也都批判过“民族主义”。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阿克曼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至于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那里还进行了对“铁托分子”的审判。在东欧大多数国家共产党内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还要继续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殊道路，实在是难上加难了。
    极为可贵的是，季米特洛夫在生前（1949年7月2日病逝）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1948年下半年，他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性质、作用和前景等重要问题作了认真探讨，说明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劳动群众（工人阶级领导的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其使命是保障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他仍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重大区别，并且坚持认为，由于战后形势的具体情况，“为我国，也为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不通过建立苏维埃制度而借助于人民民主制度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15〕
    然而，掌握着最后决定权的斯大林还是对季米特洛夫送来的提纲，作了“某些带根本性的修改”。由于他本人先前积极支持人民民主的主张，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季米特洛夫）现在仍在采用人民民主制度这个概念，因而他表示同意可以继续使人民民主的提法，但他又特别强调必须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职能。他还说：人民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后来这就成为人民民主制度的经典定义。
    在此之后，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便多次发表文章，反复宣传斯大林所下的定义，着力宣称人民民主制度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职能。它还判定人民民主国家“特殊的”发展道路的“可怜理论”是“违背与歪曲了列宁主义的、无视苏联的历史经验的理论”，其提倡者是“隐蔽的与公开的民族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
    因此，不能孤立地仅仅从字面上看斯大林的定义，而要看到它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性质和任务。人民民主制度下存在的统一战线、多党政治联盟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都被抹去，代之而来的是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立即加速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民主只保留了名称，或徒具形式。这其实是对东欧洲一些国家人民民主道路的根本否定，也标志一些党的领导人对本国特殊道路探索的完全中止。事实上，东欧各国的历史正在发生急剧转折，苏联模式被普遍照搬过来。各民主政党、甚至是左翼政党在强大压力下被迫取消或有名无实；无视本国实际、照抄苏联做法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在各国展开；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审判”几年中接踵而至，带来严重后果。
    当时，只有南斯拉夫是唯一例外。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顶住了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党情报局施加的巨大压力，坚持探索自己的道路。尽管南斯拉夫在后来的探索中有重大失误（说到底，它的失误主要还是由于离开了南斯拉夫是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多民族联邦制国家这个最根本的国情造成的），但是，南共领导既不屈服于苏联领导的高压，也没有倒向西方，是值得充分肯定和称道的。
    为什么南斯拉夫能坚持，而东欧其他国家却退缩了呢？南斯拉夫不直接与苏联接壤，也没有苏联驻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传统与素质，其中自然也包括领导人的政治、理论素养。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历史上有较强的独立传统，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又英勇地带领各族人民顽强作战，赢得很高的声望。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铁托得到卡德尔等人的坚持支持，只有极个别人盲目追随苏联。因此，南共领导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对共产党情报局坚决抵抗。
    至于东欧其他各国共产党，虽然也有自己的斗争业绩，但其中多数缺乏独立精神，多年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波兰共产党原本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但因1938年被共产国际强令解散而受挫伤。特别要指出的是，相当多领导人长期居住苏联，脱离国内人民的斗争，盲目崇信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把苏联的做法和经验神圣化。可以说，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善于独立思考、有创见的领导人当时是绝无仅有，而与拉科西类似的教条主义者却不乏其人。从莫斯科回来后，拉科西、格罗等人在匈共，安娜·波克、卢卡等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都大权在握；在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中贝尔曼、明茨等人也占多数。其他一些党也有相似情况。
    东欧多数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在战后依然习惯性地听从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斯大林出于策略考虑指示搞人民民主，他们就跟着认真照办，但并没有象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等人那样坚持深入探索。随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他们便随着急转弯。批判“民族主义”之风一刮，他们又全然不顾自己原先关于人民民主的言论，严厉打击那些进行独立探索的同志。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外来压力诚然巨大而可畏，但这些国家的党及其领导的这种状况（包括政治经历、素质和心态）是本国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被迫中断的内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当时进行的独立探索在党的领导层中得到充分支持，又依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抵制外来的各种压力，并且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踏实地进行，并非注定不会有所作为，也不致于立即发生逆转。
    回顾1948年前后东欧一些国家对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探索被中断的史实，有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记取。东欧各国后来的挫折大都发端于此，不难从这里找到根子。在历史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人们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真知。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历史长河中还只占很短一段时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有等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要求人们不断研究它的发展规律。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有各不相同的特殊道路。各国人民（包括领导人）要勇于排除各种阻力，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地探索。在这种探索中，人们既要认真吸取外国的有益经验，更不可忘本国的国情和自己独立思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