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休烈认为，一定要同意吐蕃请书的话，也必须把《左传》排除在外。因为《春秋左氏传》记载了大量的“用师多诡诈之计”、“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谋”，会让吐蕃滋生情伪变诈不臣之心，这将会成为唐朝很大的祸患。对于于休烈的上疏，玄宗下令宰相组织讨论。侍中裴光庭等曰：“西戎不识礼经，心昧德义，频负盟约，孤背国恩。今所请诗书，随时给与，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使也。休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玄宗同意了裴光庭的意见，“乃以经书赐与之”⑨。
    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自然不同于吐蕃与唐朝之间那么紧张，但是唐朝的某种戒备还是存在的，或者为了加强对新罗的规训，所以新罗在垂拱年间请到的也只是礼书部分的《吉凶要礼》和《文馆词林》之摘抄本。
    在主动购求唐朝书籍方面，日本表现得最为积极，唐朝图书外传也以流入日本最多。《旧唐书·日本国传》载：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⑩
    日本使团在出使唐朝的短暂时间内就请求儒士授经，而且将所得赐予全部用来购买书籍，可见其学习唐朝文化态度之急切。中日史籍中有大量关于日本使臣购求书籍的记载，除了佛教典籍、岁时历法和诗文杂集之外，礼仪书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1)
    新罗所获唐朝书籍当亦不在少数，甚至还是唐朝书籍经此而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通道。新罗政权还给入唐留学生发放买书金，(12)留学生在学期间所购书籍，在其放还归国时当一并带回，书籍的数量当亦不在少数。也许是由于新罗政权可以通过留学生等人在民间购求或馈赠等方式获取书籍，因此到后来新罗向唐廷请经史的情况就很少发生了。
    新罗输入唐朝的图书以什么方面为主，笔者缺少深入的了解。但从垂拱二年(686)所请书来看，主要是礼书和文章之书。其请书的意图，乃是在派遣子弟入唐宿卫、见习朝章典仪之后进一步在本国学习唐朝礼仪制度之需要。诚如崔致远所说：
    臣窃以东人西学，惟礼与乐。至使攻文以余力，变语以正音。文则俾之修表章，陈海外之臣节；语则俾之达情礼，奉天上之使车。职曰翰林，终身从事。是以每遣陪臣执贽，即令胄子观光。而能视鲸浪为夷途，乘鹢舟为安宅，锐于向化，喜若登仙。(13)
    新罗人最看重的是学习唐朝的礼乐，其学习热情非常之高，以至于能够“视鲸浪为夷途，乘鹢舟为安宅，锐于向化，喜若登仙”。而学有余力的则兼习文章和语言，以便于和唐朝打交道。
    三、宿卫与习业：新罗留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朝章典仪是包括新罗在内的周边政权向唐朝学习的主要内容，而派遣子弟入唐宿卫则是最主要的学习途径。新罗派往唐朝的留学生，主要通过参加宿卫的学习方式，在宿卫的实践过程中学习唐朝的一些朝章典仪。同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宿卫子弟也会附学读书。
    新罗留学生在入唐学习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语言和文字的障碍。崔致远曾经指出新罗与唐朝在文化上的差距与隔阂，他说：
    臣伏以当蕃，地号秦韩，道钦邹鲁，然而殷父师之始教，暂见躬亲；孔司寇之欲居，唯闻口惠。郯子则徒矜远祖，徐生则可愧顽仙。是以车书欲废于混同，笔舌或惭于差异。何者？文体虽侔其虫迹，土声难辨其鸟言。字才免于结绳，谭固乖于成绮。皆因译导，始得通流。以此敷奏天朝，祗迎星使，须凭西学之辨，方达东夷之情。故自国初，每陈蕃贡，即遣横经之侣，聊申慕化之诚。(14)
    尽管唐朝与新罗两国有着久远而深刻的渊源关系，但也存在着很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是以车书欲废于混同，笔舌或惭于差异”。这种差异在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之中主要体现在语言的不同，所谓“土声难辨其鸟言”，正是两国语言差异甚大的表现，必须借助翻译才能实现顺利交流。因此，派遣留学生和僧徒到唐朝学习，对于新罗来说就显得十分必要，“故自国初，每陈蕃贡，即遣横经之侣，聊申慕化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