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嘉定现象”的概念及研究议题
    我所称的“嘉定现象”，不是一个时间与问题明确、定义清楚的词汇，而是一个概念性的义涵。目的在透过对这一时期重大政经文化议题，作统整性的探讨，填补既有研究之不足，并从新的视角重新评价这一时期的学术意义，进而掌握由宋入元的政治变动，对江南士人及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所谓现象(phenomenon)一词较常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用。意指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所能被人们感知、观察到独特、不寻常或值得注意的事件、情况或变化。这种感知观察，包含显性或隐性的事件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例如：某一显著的重大政治事件与军事冲突，不仅当时的人印象深刻，对后世的影响也大，因而被当代人明确地记载下来，并予以评论。如宁宗继统、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宋金和战、理宗继位、济王案、宋联蒙灭金、端平更化、端平入洛等事件，不仅当时的人印象深刻，对尔后政局也有明显的影响。有一些事情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渐引起重视并讨论，甚或发生影响性的效应。如史弥远任相二十六年，他所经历的时间相当长，其施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应对，人们的评价也随时间而不同，其引发的政治效应及对尔后朝政的影响，则在更后的阶段形成，并据之评断其历史地位。又如理学家在南宋经历不同时期，参与不同政治运作，顺逆相伴，庆元党禁是最惨痛的境遇，经过嘉定与理宗初期的逐步变化后，到理宗亲政的端平元年(1234)，不仅理学成为政治的标帜，朱学独尊的地位告确定，人们对理学的尊崇，归之于理宗。这些事件都是经历一段时间的变化，才告明确，人们常以结果据之作为评价。但更多的事情或事件，是要经过一段更长时间的发展后，才逐步看到结果或影响，像众多社会文化风尚，要经历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经过比较、观察与省思，才有较明确的感知并得到整体性的印象与评价。这些变化，表面上与政治乃至经济环境转变的关系较不明显，以致研究者对其过程相对忽视。只是这些事务，若从单一角度或单一领域去观察，缺乏与大环境的变化作有效结合，或联系性不强，其成果不易吸引学史者的关注，很难具有整体性的脉络。因此，要从整体上观察或评价这个时期，需要兼顾隐性与显性，将寻常的或独特的现象，均纳入观察、探讨之中，才能形成综合性的看法。
    基于此一认识，我拟透过以嘉定时期为基点，去重新理解或评价南宋中晚期的政治与文化变化的现象。嘉定这十七年虽是观察的核心，却不以此为时间断限，而是在不同的事务追溯其源流，可上溯到宁宗即位，下迄理宗亲政，前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其影响则及于南宋晚期，讨论的空间虽然主要在经济文化重心的江南，但不以此为限。
    由于关注的层面多元，涉及的问题兼顾上述显性与隐性的不同面相，同时对各个问题的观察，更重视其过程，而非仅由结果，作为评价是非功过的基础。为了对南宋中晚期有更完整的认识与厘清，我试着由个人关注所及之处，提出几个探讨的议题，抛砖引玉，供学界先进参考，敬请指教。
    (一)史弥远的再评价。史弥远是此一时期内政外交与政局走向的重要主导者，其作为是学界了解及评价这个时期的重要基础，因此讨论此一时期无法避开史弥远。但诚如前节所言，从晚宋以来，对史弥远的评价一直都是负面居多。《宋史》代表官方对其定性与定位，不论是宁宗、理宗《本纪》或《史弥远传》，给人的印象是，他独相达二十六年，一生主要事迹就是诛杀韩侂冑、向金乞和、废杀济王、拥立理宗、垄断朝政、任用小人、贬逐君子等，为恶擅权，是导致宋朝覆亡的潜在主因之一。《宋史》的观点显然是以其在理宗继位后的作为为基础，此一看法影响超过七百五十年。近年来虽然出现肯定史弥远的著作，其中特别以发掘“历史真相研究”为名的专书⑦，实为为先人辩诬之作，则有矫枉过正，过度回护之嫌。其实评价史弥远最妥适的办法，是将他长期掌政所面对内外情势的变化、处置方式及当代人对其施政的意见，依不同时期的作为与评价结合观察，不宜将初期施政与晚年专政等同视之，并据之评断他一生的功过。个人建议将史弥远任相的二十六年间，以嘉定十一年与理宗继位为界，从三个时段，结合史籍与当时文人如黄干、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等的文集资料，省视他的作为，当可以得到较清楚的认识；再以持平的态度就他死后政局的发展与时人对他的评价，作综合观察，相信对他的一生会有比较整体而客观的了解。
    (二)理学发展的再认识。宋代理学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重要议题，学界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这部分非本人专长，兹不具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学家除了论学之外也论政，甚至参政，与政局的走向关系密切。将南宋理学家由群体的角度，结合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想作综合探讨，田浩教授的《朱熹的思维世界》⑧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余英时教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对以朱熹为主的理学群体参与朝政有更深刻的讨论。其后理学卷入政争，引发庆元党禁而遭到严重的打击，这方面学界的论述也不少。但对史弥远执政的二十六年间，理学家与朝政关系的探讨相对不足，让人觉得似乎由于理学家的努力，到理宗亲政之后获得肯定，突然成为朝廷尊荣的对象，朱学获独尊的地位。其实庆元党禁之后，张、吕、朱、陆等大儒的门徒在学术与政治间的推动，固然对后来理学与朱学地位的奠定，有所影响，但史弥远的角色与第二代大儒参与朝政，乃至透过学校、科举、立祠、出版等方式，宣扬其观点，往基层扎根，扩大其影响及彼此的竞合，都有密切的关系，值得再深入探究。
    (三)济王案与晚宋政局。济王案不仅是理宗一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对晚宋政局的发展及政争的影响尤为深远。此一事件的背景，显然在嘉定时期，而史弥远、杨皇后与宁宗三人的角色及其同时朝臣、理学家之间有甚深的纠葛，也牵涉到理宗的个性、复杂多变的内政外交，及大臣态度。如果进一步比较南宋朝臣对孝宗的尊崇与对理宗批评的差异，可以看到朝臣对二位在太上皇与权臣阴影下继任的君王的不同态度，对了解南宋君臣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四)端平元年(1234)宋金蒙政局的掌握。公元1234年在中国乃至亚洲历史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对理宗一朝的朝政而言，史弥远在前一年去世，理宗亲政，任命他的老师郑清之继任宰相，倡言“更化”，象征摆脱权臣的羁绊，亲自执掌政权，施展自己的作为，标帜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树立这面旗帜的同时，抬出承继元祐的祖宗家法⑨，重振家业，接纳先前被史弥远贬斥在外的大批清议士大夫入朝，崇扬理学、独尊朱熹，影响此后理学发展。对外则联合蒙古灭了困守蔡州的世仇金朝，加上消灭据守两淮的山东忠义军李全的势力，颇有一洗国耻，肇造中兴的气势。因此朝廷中弥漫着如何结束史弥远所持守的主和论调，开创中兴之局，有热烈议论但意见不一，在理宗与郑清之的支持下，倡言恢复的主战派，发动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不幸入洛之役溃败。此举不仅在不同边区出现边将各自与蒙古和战及对北来归正人剿抚并存的混乱现象，更引起朝臣对和战无止尽的争辩，乃至与济王案结合，引发无穷的政争，这种朝政乱象都显示史弥远虽死，影响仍在。对外政策则因入洛之役，使宋蒙关系由和转战，从此宋廷一直处于强敌的压力之下，濒临战端。幸好这一年蒙古将其注意力转向中亚，发动西征，使蒙古的疆域扩及中亚，一时纾解南宋所直接面对的压力。可以说1234年这一年，与宋朝国运、宋金蒙三国关系政权嬗递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值得将它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观察与诠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