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学界对众多在宦海浮沈的士人官僚的探讨则仍待加强。宋代低阶官员出身于小康家族，其父母为提升家族地位，安排子弟接受教育，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宦。经一、二代的努力，其中子弟资质佳者，中举入仕，对父母乃至家族都是极大的鼓舞。入仕之后，在职场上需要兢兢业业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期获得上级长官的赏识，荐举晋升。在宋代荐举制度下，一个初任官职的士人，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职能表现，通过考课，并有长官的举荐，才能摆脱基层官员、选人的身分，成为京官，这是士人仕宦生涯中最关键的关卡之一(16)。自北宋中期以来，宋廷大力透过科举拔擢人才，使中举入仕者骤增，造成官员多职阙少的现象，到南宋中期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因此荐举成为继科举之后，士人仕途荣枯的关键因素，其竞争之激烈不逊于科举考试。
    宋朝荐举制度的设计，固然着眼于拔擢才干之士，实际上却是对名门望族的子弟晋升的有利阶梯。即使如此，居高官者仍得费力经营人际关系，百般祈求荐书，以利子弟、亲友晋升(17)。荐举与科举的最大差异在于，科举较多的是显现个人的才智，荐举则除了个人才能之外，更需要靠长官赏识与提拔，因此经营人际关系较之靠一己之力更为实际与重要。从现存宋人文集中大量出现“启”的书体可以得知。对初入仕而无先人庇荫的寒门士人而言，为谋仕进，尤需广布人脉，因此多跻身权贵之门，或谋任幕职，期能获得长官的青睐，求得荐书摆脱海选，晋身京官。南宋中晚期出现大量奔走于高官的门庭，以诗文行谒公卿，求得荐书或获得提拔的士人，这是员多阙少，官员流动性强，荐举文化盛行所衍生出来的群体。从永嘉四灵至江湖诗派的内容与人群结构，都反映这类士人的处境与生存样貌(18)。这些人以诗文，作为参与文化活动也与经营人际网络的媒介，与累世富盛的士人家族以“道”“艺”相交的方式与品味，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是南宋中晚期社会文化活动的主力之一，目前以文学史的学者探讨较深，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则亟待开展。
    从宋代士人的类型及其活动，反映不同的生活与生命追求的样态。庞大士人队伍经由科举道路，投入不同的政治社会场域，促发多元的文化活动与发展。通过科举入仕的士人，为求晋升，除努力政务外，更需为经营人际关系而奔走劳碌，在宦海中浮沉，而众多不第的儒士，为求安身立命，浪迹天涯，以谋生计。这二种人居社会上的多数，他们追求个人生命价值与谋求发展的方式，与累富世盛名门大族的子弟形成明显的对比，却同时存在，构成南宋中晚期江南社会文化活动丰富多样而雅俗并呈的图像。我们需要将不同类型士人及其活动，同时纳入研究的范畴，才能了解南宋社会发展的完整面貌。而且透过科举与荐举对仕途影响的比较，才能更清楚地厘清宋代社会流动的实况及南北宋差异之所在，也有助于重新检讨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论著的观点(19)。
    以上八个议题，是个人综合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所提出的观察重点。这样的观察，不免有主观与视野的局限，一定有很多不足或偏颇之处。我是希望藉此呼吁宋史学界加强对南宋中晚期的研究，使学史者对宋史的了解能前后相贯，而非重前轻后，同时，研究的层面也能在既有议题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非固守陈规；更希望从更宽广而且客观的角度去探讨这一个时期的各个面向，不是只从衰亡负面的眼光，主观评述与论断这段近四十年的历史。
    三 研究资料与方法
    二十年前我曾撰文呼吁宋史学界重视南宋史研究。当时提出和战、经济重心南移与人物研究三个已有研究但尚待扩展充实内容的议题，以及皇位继承与君臣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士人角色转变三个仍待深入探讨的议题，来扩展南宋史研究的内涵(20)。二十年来，学界对经济重心、人物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士人角色的转变等议题，透过不同侧面进行研究，成果不错。不过对南宋中晚期的研究，尚属浅尝阶段，仍有很大开展空间。
    何以南宋中晚期的历史，较难吸引学者目光。依个人粗浅的了解，可能与三方面有关，一是如同前言所述，学史者仍囿于传统习史的观点，认为研究一个朝代，对朝代初创时的关键政治因素与制度建置，进行探讨，即能掌握这个朝代发展的重要脉络，是首要工作，其他无足论，因此对晚期乃至政权鼎革较少关注；二是半壁江山的南宋是中国史上最卑弱的朝代，其政治作为虽承继北宋，但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有所发展外，整个朝代却更消极；外有强敌，内有权臣，不事振作。况且对肇造亡国祸端的晚期政局，只能以腐败无能观之，实无足深论。以上二种观点，或囿于传统以成败论史，或与民族意识有关，均属政治史角度的观察。
    第三方面则是资料的零散且未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有利于研究领域的开展。在学界的努力下，历史研究由于新资料的发掘与新理论、观点的运用，不断开发新议题，发展新领域，昔日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已由小邦蔚成大国，而这些领域的开拓实与资料的运用有关。宋朝是中国印刷术发达的时代，留下相当丰富多样的文献典籍，而官方编纂整理的史料得以留传下来，尤为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其中几部内容详实、资料丰富的典籍，更是了解宋代变化的重要凭据，像李焘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凡520卷，是掌握北宋哲宗以前史事的重要资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凡200卷，是了解宋高宗一朝的重要史籍；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是观察两宋之际宋与辽金关系及宋国祚变化的重要资料，这三部典籍都是孝宗以前的编年体史料。清人徐松编辑的《宋会要》则是保留大量且多样嘉定十七年以前的官方资料，以时系事，分类著录，虽不完整，却是掌握宋代史事的重要文书。这些书多成之于《宋史》之前，内容更为完备丰富，是长期以来宋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典籍。此外，宋朝亦留下大量的文集、编年史类书、地方志、笔记小说、金石、墓志及出土文物乃至佛道等资料，都是探索不同议题的重要资源。由于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料，使宋史研究的内涵不断扩大，也使宋史的研究兴起虽晚，却因能引发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重大变化与转折的关键，掀起国际汉学界研究与讨论的热潮。
    南宋中、晚期历史研究的转弱，则与资料的性质及其运用的关系更为密切。就文献的总量观之，南宋的资料多于北宋，内容更为多样性，但这些史料中，编年史籍如《要录》与《会编》记事止于高宗一朝，《宋史全文》则均失之简略，《宋会要》对理宗以后，更佚失无存。要对南宋中、晚期历史进行研究，多须依赖地方志、文集与笔记小说等史料，但这些典籍记载的内容，不是失之过偏(一地)，就是分散零乱，难以汇整。《文集》尤以个人为主，从其本人的角度，记录他一生学术仕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的片断事迹，失之零碎，其中与人交流或论事，所涉的时间与人物，尤多隐晦，不易探究。而且大量的个人文集触及不同问题，观点各异，立场不免偏颇或互有出入，难以很快汇整出较全面性的观察，因此除了对较集中性的议题有所讨论外，成果较少。理宗以后既缺乏可资印证的史籍，论述更难周全，这都说明资料的性质影响研究议题的开展。
    更确切地说，对宋人文集的不够重视及疏于细探，是南宋史特别是中晚期历史难以开展的重要因素。文集既然是观察南宋史特别是晚期历史的关键资料，虽然零散，研究者仍须直接面对，并有效运用。余英时教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无疑是利用文集探讨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最好的例子。余教授经过多年熟读文集，扒搜整理，对朱熹及其同道在孝宗、光宗二朝参政议政及朝政变动，作出深刻的析论，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是细究当时几位名儒的文集所提出的。可以说这本书中最具创见的观点几乎全赖文集。这一例子传达一个重要讯息，就是深透个人文集可以挖掘更多历史真相。朱熹所处的时代，是在其他史料较多的南宋中期，若欲探究中晚期历史，文集的重要性更为明显。
    深读史料是深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前辈学者研究宋史，习惯于从深读重要史料入手，既赖以全盘掌握重大政局变化，也可以从中找到重要议题，将之与历史变化结合，提出具创见的论点。研究北宋历史者通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初期则深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奠定研究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是学界训练学生的重要法门。陶晋生教授与王民信教授早年细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从中搜集整理宋辽关系史料，不仅编辑出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辽关系史料辑录》三册(21)，陶教授更利用这些资料写出了富新见的《宋辽关系史研究》一书，就是很好的例子(22)。不过，这种透过深读史料作为深化研究的风气已在学界逐渐消退，尤其随着社会科学理论深刻影响历史研究之后，研究者先有问题或想法，接着谋求尽速寻找史料来印证观点，急于求成，因此翻阅、泛读的风气大兴。既有的深读、细读史料的训练被忽视之后，大量具新义的论文如潮涌般出现，但与历史环境的距离越远。特别是大量汉文资料库的内容成为研究的利器之后，研究者习于以关键词透过检索的方式来搜集资料，加以串连，以之与理论相结合，得以快速地制造出颇为新奇或具新见的论文，但这些以工程的模式建置的资料库，由于急于求成，校对不精，版本非善，已使质量参差不齐，若仅将个别词汇串联成论文，不仅跳脱与当时文义的关系，易造成误读误解的现象，甚或超脱时空背景，将事件孤立化与扁平化，论点固然创新，但是否深刻，实待检验。这种研究若有丰富内容的史书相印证，尚可避免疏误。像南宋中晚期可以考稽的编年文献零散，若不透过论证与细读，更可能形成空疏之论，影响论文的质量。因此，研究这段历史时，借助于资料库之外，回归传统训练，善用并深读文集资料，无疑是强化论文质量的重要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