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印刷与学术活动。宋代是中国文化活动最盛的黄金时期之一，是学界共识，但似乎未能关注于南宋中晚期的发展。其实这一段时期的学术与文化活动，较乎前后期更为活跃。南宋渡过风雨飘摇之后，逐渐在江南稳定政局，在干戈少而承平多的时代氛围下，江南经济有长足发展，科举考试更吸引着众多以儒为业有志功名的士人，各类教育机构普及，加上理学家宣扬其理念，促使原已发达的雕版印刷大为兴盛，闽浙蜀三地是印刷的重心，编纂地方志、类书、刊印前代与今人的各类文体作品，科举与学校用书，以及宗教、博物、数术、医疗书籍流行，更有士人家族为彰显先人的学术见解与文学造诣，及一般士人作为行谒名臣大儒，以求获取赏识或荐举，所备的各种文集，在社会各阶层流行，使得刊刻出版各类典籍图书，成为最能彰显宋代士人文化活动的表征。现存宁宗以后地方官府、学校乃至个人刊刻的书籍之精美多样，足以说明此时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而刊刻精良的文集刻本，尤在士大夫之间蔚为风尚，如在临安睦亲坊开书肆的陈起与基层士人多有深交，将出版与文化活动结合，让书籍出版成为一种产业，其所编的《江湖集·后集》可为代表。而陆游、周必大、杨万里、楼钥、刘克庄等家人，为其刊印的家集之精良，足与官刊书籍比美⑩。此一印刷业的发达分而观之，固能显示闽、浙、蜀地区的发展各具特色，结合而看，更能突显此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兴盛的整体面貌。
    (六)江南社会经济力的再评价。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迁的时代，繁荣的江南不仅支撑长达153年的赵宋政权，而且创造出具有特色的江南社会文化。不过，宋史的学者讨论南宋史时，特别强调从北宋到南宋财政集于中央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在这个集财中央的政策下，朝廷不仅藉茶盐酒等专卖，垄断经济资源，且不断透过各种施政扩大税基，加强征集地方资源，强化财政的中央化，到南宋时，国土缩减，国防军备的开销却大增，财政中央化的现象更为明显，如此一来，使地方财政恶化，人民税赋重于前代，地方建设难以开展。从宋人留下的各项史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都反映这一事实(11)。若前述有关南宋江南经济发达，贸易昌盛的所有成果都归于中央，关于民间与地方政府长期处于窘迫的境地，地方凋敝、人民贫困的记载层出不穷，自然让人觉得南宋是地方财政十分窘迫，无力推动建设的时代。不过，从实际的建设层面去看，南宋中、晚期的地方学校(州县学)书院、乡贤祠、造桥铺路、救灾施赈、义庄、义田、各级官衙的兴建、各级政府与人民刊刻精美书籍、州县城郭、边防与水利设施等硬件建设，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远高于北宋及南宋前朝。各类文化与宗教活动，如乡饮酒礼、祭祀活动也频繁举办。这些建设与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与人力支持，且是官民合作推动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这种财政中央化与建设蓬勃的基层社会力之间的矛盾现象，实在需要重新评价南宋财政集中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力如何支撑这么一个帝国的庞大开销与地方建设。学界对这些现象，应再深入史料，仔细探讨，作出更合理的解释。
    (七)对江南与边区的再认识。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由部分重大事件、政治人物、中央政府及若干优势地区所拼凑出来的图像，就像瞎子摸象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并不是一个前后相贯而且完整的面貌。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存留的资料有关。资料丰富且完整的议题，较易讨论。一方面与事务所显现的重要性有关，被关注或变化显著的事务，留下的记录比较丰富完整，观察、讨论较易。南宋的江南特别是江浙闽等地，是政治与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区，经济繁荣，社会文化活动频繁，更是支撑军政的核心地区，地理位置重要之外，也留下丰富多元的资料，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所在，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如此一来，让人觉得南宋历史似乎是一部以江南为中心的发展史。其实从南宋立国形势看来，要生存发展固然靠江南财富支持，但武备与国防的基地则在江北的边区。刘子健教授所称“前卫”、“联卫”、“边卫”，即两淮、荆湖、四川等地，宋廷在此区城都驻有重兵防守，并组织民兵、强化城防与山水寨等守备，是南宋立国的重要命脉(12)。这些地区，不论人口组成、社会经济情况及文化活动，与江南都有极大差异，但以往对这些边区的研究多侧重区域地理与经济的面相(13)，对中央与地方的实际讨论不多。同时，从南宋初至开禧北伐前，宋朝虽在本区长期驻兵，但仅偶有战争，规模也不大，更多的是和平时期防御性的警备。到开禧北伐以后，宋与金蒙相继在边区爆发战事，战火的规模较大，烽火漫延的时间也较长，和战政策更迭，边区受到的改变与影响甚于往昔。同时，受战火及政权转移的影响，人民移动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越趋复杂。目前学界除对四川的情况有较多的讨论外，对两淮荆湖地区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战火漫延的大环境中，中央对江北及江南的关系有何差异，其影响为何？都需要作深入的探讨。总之，在开展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将江北边区纳入研究范畴，当更有助于掌握南宋历史的全貌。
    (八)士人类型与文化活动的探讨。宋代印刷发达，朝廷标榜文治，推动教育，透过科举大量拔擢士人任官，吸引大批为改善个人命运与家族发展的士人投入举业，士人增加迅速，由科举而任官的士人形成庞大的队伍，士人成为政治社会的主流，其组成社群，主导、参与的学术文化艺术活动多样而丰富，造成宋代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成果相当丰硕。文学、艺术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注意。
    史学界研究士人的成果仍属偏颇。就士人的研究而言，史学界讨论的重点仍是高官名士、名门望族的文化修为与成就，或家学与师学的传承，及人际网络与仕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透过名门望族对文化的倡导与执行，构成宋代文化的全貌。当然这些名人或望族，是南宋政治文化活动的主体，其成果也是南宋重要文化表征，我对四明及江西若干著名家族的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14)。但将这些个人与家族的成长过程与南宋政局的发展，放在更长的时空脉络中观察，可以看到这些家族地位是渐进累积，逐步提升的。这些家族经由教育培育子弟中举入仕，取得官位，再透过教育、经济、婚姻等手段，厚植家族发展实力，其过程与宋廷渡过风雨飘摇，到与金议和后在江南稳定是一致的。政局稳定后，朝廷推动文治，承北宋文化发展脉络，兴复典制，开启学术文化艺术的发展，此时已富名望的个人或家族，除开拓人脉、厚植政治资源外，在乡里则藉由参与诗社、公益活动及诗文艺术，作为建立人际网络与家族传承的媒介。家族子弟受其熏陶，培养兴趣，除了致力举业之外，也具备文艺素养，任官之后，以此能力与政治地位相当、经济优势及有相同嗜好与能力的士人官员，一齐致力朝政，并推动诗社、乡饮酒礼、社仓、义学、义田等社会文化活动，同时关注博物文物的搜集与赏析，属于较为雅致的文艺活动。这正是长年经历和平稳定，在社会经济发达的环境下，士人家族经由几代的努力才缔造的成果，到南宋中晚期终能具体展现出来。这些由名门望族所缔造的文化业绩，是学界目前关注的焦点。
    南宋中晚期还可以看到更多在场屋与仕途中浮沉、翻滚的士人。这些基层官僚及不仕的士人，是宋代社会上的多数，且是基层社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记载不足、资料分散，难以建构完整的图像，使得这些士人的活动样貌及影响，长期为学界所忽视。近年来学界扩大研究士人活动层面，关注数术、民间宗教与基层社会人物，如书铺、讼棍、牙人、僧侣、胥吏、乡先生及巫医等人的活动，对这些不第士人的谋生样态与处境，有更多了解，显示读书队伍扩大，科举越趋激烈后，不第士人为谋生计，需寻求各种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为寄生之处，使职业日趋多元。对于多数活动在社会底层的士人的了解，有助于认识宋代整体士人与社会样貌(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