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计后战”是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传统。古代兵家都普遍强调“先计”的重要性：孙子把《计篇》放在其兵法13篇之首；《管子》强调“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1](《七法》)；《尉缭子》同样主张计要“先定”，虑要“早快”[2](《勒卒令》)。秦汉以降，兵家对“先计后战”的论述更是不绝于书。《陆宣公奏议》卷9中指出：“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问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宋代何去非认为“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3](《李陵论》)。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主张要打“算定战”，坚决反对打“舍命战”和“糊涂战”[4](卷4《登坛口授》)。在他们看来，战前没有充分的筹划，势必会导致“战之自败，攻之自毁”[1](《七法》)。
    李际均将军认为：“战争双方的对抗不仅渗透于战争行动过程中，即渗透于围绕着双方军队攻防作战的一切活动中，而且渗透于双方的战争计划中。战争计划（黄朴民按，也可以理解为战略预案）固然是自己一方意志的表现，但在这个意志中包含着对敌人的估量。一切战略的方针与措施都是针对敌人的对抗而制定和部署的，自己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会引起敌人的反措施，战争计划不单纯是考虑自己怎样做，而且要同时考虑敌人会怎样做。”[5](P170) 战争活动这一特点，决定了“先计”除了要做到尽可能的万全与周密之外①，更要考虑到深计远虑的问题。即战略预案要符合战争运动的可能发展，要观照到整个战争的全过程。因此，“先计”的要义之一是“谋所以始吾战也，战所以终吾谋也”[6](《谋战》)，并把这一思想坚定地贯彻于战争实践之中。真正做到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统一战争是情况殊为复杂、样式颇为多样、意义最为突出的军事斗争，其指导者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圆满实现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尤其重视根据主客观形势和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战争战略预案，使之作为自己整个行动的基本纲领，并且依据统一战争进程的实际及时进行必要的充实或调整。
    一、统一战略作战主轴线的转变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战争的作战主轴线曾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由东汉之前的东西轴线转变为三国以降的南北轴线。这一转变表面上似乎与古代统一战略预案的制定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实质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所以，我们在具体讨论统一战略预案制定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这个战略轴线转变的一般情况以及在战略预案设计方面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中国统一战争，其战略作战的轴线一般均为东西方向，其具体战役行动均环绕这一主轴线进行展开。比如公元前230年开始的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就是从西部发动，首先灭韩、灭魏，完成了东渡黄河的战略展开；然后左翼朝东北方向灭赵、灭燕，右翼则指向东南方的楚国，用60万大军经血腥战斗后平定了楚地；而最后的进攻方向则是一直向东，指向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从而达到了统一全国的目标。公元前206年开始的楚汉战争，刘邦首先从巴蜀、汉中进入关中地区，得形胜之处，然后出函谷关，兵锋东指，直逼江淮地区的彭城，沿荥阳一线与楚军进行东西方向的对峙；同时左翼东渡黄河，攻魏、破赵、下燕、灭齐，沿东北方向实行战略出击；右翼则以秦岭山脉为依托，沿东南方向出武关，直拊楚军的左侧背；而最后与楚军的决战仍然是在河南、山东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发生的。
    进入魏晋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略作战的轴线不再是东西方向，而是转变成为南北方向，并且大多为自北向南进攻；作战地区也不再集中于黄河流域，而是集中于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带了。这一变化最初开始于三国时期，当曹操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以后，便开始横渡长江对南方进行征服，于是孙权与刘备联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来自北方的攻击进行了对峙，著名的赤壁之战就是这样发生的。西晋灭吴、隋朝灭陈以及北宋平定南方的统一战争，其战略作战方向，也都是横渡长江、自北向南的攻击[7](P90)。当然也有其他的现象存在，如朱元璋伐元统一全国，便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势力第一次成功的北伐并统一天下的史例，但是究其战略作战形式，依旧是南北轴线上的行动。
    这种统一战争作战轴线的变化，对于统一战略预案的制定，无疑是会有所影响的。这首先是兵种发展与战法运用上考虑侧重点的转移。在东西轴线占主导的时期，西部从战略地理上讲，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可以攻则取之，退则守之。同时由于战事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所以，有利于发挥骑兵及车、步混合兵团展开迅猛攻击的优势。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指导者在制定统一方案时所必须考虑和观照到的基本因素。
    而到了南北对峙时代，由于作战轴线的转移，主战场大多是在江淮江汉之间的广大地域实施纵向作战。这一带多江河湖泊，丘陵盆地的地形条件不适于擅长野外驰骋的骑兵作战，而必须依靠水军突破江河天险来实施战略进攻。因此，统一战争的发动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毫无例外要把水军力量的强弱视作战略预案是否可行的基本前提，普遍把建造战船、建设水军、提高江河作战能力作为战略准备的首要任务。如曹操的北方军队就是因为不习水战才大败于赤壁，使得统一战争半途而废；西晋王朝为了进行渡江作战，组建了强大的水师；而隋文帝为了实施向南方的战略攻击，更是不遗余力的建造“五牙”、“黄龙”、“平乘”等各类战船，沿长江北岸全线展开，形成了浩大的声势。这一作战样式的变化，使得统一战略预案的制定更为注重兵种的合理配置与战法的灵活运用。
    战略作战轴线由东西向南北的转移，也从气候条件方面对统一战略预案的制定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使统一战争指导者在制定与实施战争计划时更多地考虑到时令的因素。
    由于南北地形各异，军队便习不同，加之北方少数民族耐寒恶热，南方汉人耐暑恶寒，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由南方地区所发起的北伐，大多是利用夏季河渠水盛之机，因为这样既可以利用水师开道，由江、淮而挺进颍、泗、汴、济诸水系而入黄河；又可以充分利用水道畅通而运输军粮物资，并尽可能发挥步、水、骑联合作战的优势。至于建立于北方的政权，其对南方实施反攻或征伐，却大多是在秋冬之际，因为秋高马肥便于骑兵展开进攻，而且入冬之后河水开始结冰，不利于南方舟师的行动，而恰恰利于北方的骑兵主力部队过河冲击[8](P15)。这种因战略作战轴线转移而出现的战场行动时令季节制约性质，自然会使统一大业的决策者在筹划具体的战争预案时，注意设法去避免或克服不利于己方的天时地利因素，努力去争取或利用最适合于己方的客观自然条件，为确保达成战略目标创造机会，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