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整体性战略预案与局部性战略预案
    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统一战争犹如重头戏，曾不断地反复上演。但每一出戏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都是有共性前提下的个性展现。因此，用于指导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其适用对象往往是颇有差异，这种情况的存在，恰恰反映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和实现大统一的复杂性、曲折性，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中华统一大略总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向人们呈示了统一战略预案各有千秋、异彩纷呈的个性魅力。
    这里，我们不具体讨论秦汉历史时期不同统一战争战略预案的差异性问题，而只关注同一场统一战争战略预案的不同表现。这种不同表现除了反映时间上的阶段特点与差异外，还体现为规模上的全局性与局部性的有机统一上。换言之，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往往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全局性的，它一般贯穿于该场统一战争的始终，起着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尽管也经常存在补充、修改、调整的现象，但总体方向通常不会改变）；另一种是局部性的，它一般起作用于统一战争进程中某个特定的时期，在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后即会淡出乃至中止。前者体现的是全过程性与整体性，而后者体现的则是阶段性与不完整性，两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互为前提，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于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
    在秦汉历史上诸多局部性的统一战略预案之中，东汉初年来歙为刘秀拟制的以“联陇制蜀，各个击破”为主旨的《平陇蜀策》，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局部服务于全局，阶段服务于全程的特色，成为刘秀完成统一大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19](卷15《李王邓来列传》)。
    来歙的《平陇蜀策》属于刘秀夺取两京后，如何再接再厉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阶段性战略预案。当时刘秀已击灭赤眉军，扼杀了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初步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但是，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夺取全国的统一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刘秀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开始从事消灭各个割据势力的斗争。当时全国的形势对刘秀并不十分有利，他仅控制黄河南北的中原地带，在全国13个州中，仅据有冀、豫、并、司隶四州（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大部分地区），即所谓“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19](卷17《冯岑贾列传》)。其余各州则处于各割据者的控制之下。其中他的东面有青州（今山东淄博）的张步、东海（今山东郯城）的董宪、睢阳（今河南淮阳）的刘永、庐州（今安徽庐江）的李宪。南面有南郡（今湖北江陵）的秦丰、夷陵（今湖北宜昌）的田戎。西面有成都的公孙述、天水（今甘肃通渭西）的隗嚣、河西（今甘肃兰州、武威、敦煌一带）的窦融等几股强大势力。北面的渔阳（今北京一带）则有彭宠。以当时天下形势论，刘秀处于中原四战之地，被割据势力四面包围着。
    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刘秀在其谋臣的辅佐下，权衡利害，制定先关东，后陇蜀，先东后西，由近及远，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案。应该说，这样的战略方案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的，因而也是正确可行的。
    其一，关东的刘永称帝于睢阳，与刘秀的势力中心洛阳近在咫尺，而且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帝室近亲，与刘秀相比，与刘氏皇室有着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他在起兵后，同样以“兴复汉室”相号召，有与刘秀争夺天下的实力与资本，必须先予以铲除自属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南方南阳、夷陵一带的邓奉、秦丰也直接威胁着洛阳与长安，同样是刘秀集团的腹心之患，如不及早消灭，势必动摇刘秀的地位。相反，陇右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与中原遥相悬隔，一时难以危及刘秀，同时早在此前，刘秀已派大将冯异进据关中形胜之地，构成洛阳的战力前哨，更使刘秀处于战略主动的地位。
    其二，要集中力量解决东方的问题，必须以保证西方无事为基本前提。否则关中不稳，中原的局势势必随之动荡。尤其要重视的，是必须防止关陇与四川联盟，趁机夺取关中。所以刘秀非常关心这一问题，特意向熟悉陇右情况的来歙询问：“今西州未附，子阳（公孙述）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19](卷15《李王邓来列传》) 来歙对此胸有成竹，建议刘秀对陇西的隗嚣和四川的公孙述进行分化瓦解，“联陇制蜀，各个击破”。这一战略预案显然是可行的，因为隗嚣和公孙述各有各的小算盘，隗嚣对公孙述信疑参半，曾派遣手下重臣马援出使四川打探虚实，可惜公孙述妄自尊大，对老友马援未予应有的尊重，马援对此十分不满，以“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为辞，向隗嚣汇报。加之隗嚣本来就对近邻公孙述怀有戒心，生怕其北上侵吞自己的地盘，陇、蜀遂失去了联盟的机缘，隗嚣遂决定通过联合刘秀以压制公孙述，来保证自己独霸一方。而刘秀对隗嚣的使臣马援则竭诚相待，予以争取，进一步促进了洛阳与陇西的联盟。这样，联陇制蜀之战略预案遂成现实，其结果既使得陇蜀互相攻伐，有力地打击了公孙述，又削弱了隗嚣的势力，同时又保证了刘秀自己可专力东向而无后顾之忧，坐收一石三鸟之效。
    显而易见，来歙的“联陇制蜀”之策是刘秀从事统一大业过程中具有阶段性、局部性意义的战略预案。它的核心内容，是面对各个对手的复杂情况下，区分轻重缓急，确定最主要的打击对象，暂时放过或稳住次要或威胁较小的敌手，而首先孤立和打击最具威胁的敌人，从而避免出现多面树敌，多个方向作战的被动局面，使自己循序渐进，对各方势力加以各个击破。在当时情况下，公孙述的政治野心较大，实力强盛，并已公开与刘秀为敌，自然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掣肘和打击，将其对刘秀从事关东、关中统一战争所构成的威胁降低到最低的程度。相对而言，西边的隗嚣实力稍逊，更多地热衷于陇西一隅的割据和自保，对刘秀暂不构成直接紧迫的威胁，加之他与蜀地的公孙述存在着矛盾的嫌隙，可资利用，所以可以暂且不作为打击的对象，而且还可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积极的争取，在予以安抚、稳住其势力的同时，借助其存在和力量来牵制和抗衡公孙述，从而使东汉方面左右逢源，上下其手，获取战略上的最大利益，确保刘秀在展开东线的统一战争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为日后最终解决西线问题，完成全国的统一赢得必要的缓冲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用空间换取时间。应该说，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一“联陇制蜀”的战略预案是没有其他方案可以取代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刘秀正是按照这一战略预案，瓦解了陇蜀合作对付东汉的图谋，消弭了来自西线的直接威胁，为彻底平定东方创造了良好的战略环境。
    当然，“联陇制蜀”这一战略预案不是刘秀统一战争的全局性战略，而只是特定时间内具有阶段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的战略预案，属于整个统一方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相对的适应范围。当刘秀彻底平定东方之后，将主力兵锋西指之时，“联陇制蜀”的战略预案就自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时，陇右与西蜀都成了要打击的对象。陇、蜀在战略地理上本是互为表里，平陇即为灭蜀之前奏，不平定陇右而用兵西蜀，则面临侧背的极大威胁，若对陇、蜀同时用兵，则两面出击，兵力分散，加之山地作战，不便协同配合。而平定陇右之后，即可绕过秦岭南下，直趋阳平头，大军行动便利，可以确保统一全国大业的顺利成功。所以，对西线的战争必须根据形势的需要，做出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先陇后蜀的战略抉择。至此，来歙的“联陇制蜀”战略预案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阶段性统一战略也随之制定和付诸实施。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充分看到，没有前期的“联陇制蜀”，便谈不上后来的“先陇后蜀”，“联陇制蜀”是整个东汉统一大方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最终彻底解决陇、蜀问题的必要铺垫，它对于刘秀完成统一大业的意义至关重要，殊为显著。
    需要进一步加以指出的是，“联陇制蜀”战略预案中所体现的抽象原则，如“分化瓦解”、“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等，在刘秀进行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仍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从这一意义说，“联陇制蜀”战略预案的生命力又不是暂时的，而是永恒的。
    收稿日期：2008－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