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就操作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之时必须充分关注到统一战争的技术处理细节问题，不仅要有宏观的总体把握，更需要有技术层面上的驾驭控制，总之，战略预案要切合实际，致力于服务运用贯彻的客观需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确保国家统一大业的理想能够以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方式一步步走向最终的实现。这是统一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衡量尺度。
    通过战争活动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乃是统一大略决策者唯一的选择。众所周知，战争的具体运作更多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作为实践过程，它不尚空谈，完全以利害关系为依据，强调操作的合理化、细致化，注重主观指导在驾驭战争机器时的功能与作用，这正如毛泽东所言：“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4] 战争既然具有这样的性质，主观指导在战争中既然具有这样的作用与意义，那么统一大略决策者在制定战略预案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要注重方案的细节化、程式化，使之具有最大程度上的可操作性。强调“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15](《胜败》)，从而真正做到“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16](卷2《料敌》)。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如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的战略预案，就是建立在认真筹划、正确部署的基础之上的，有相当程度上的可操作性，实用价值至为显著。真可谓“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17](卷34《羊祜传》)。它的基本内容是根据羊祜所上的《平吴疏》中的建议确定的。羊祜作为晋灭吴统一全国的第一号功臣②，在其《平吴疏》中为晋军拟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阐述了正确的用兵方略，为晋武帝发动平吴统一战争，提供了一份可供具体操作的军事进攻战略方案。在方案中，羊祜为了确保灭吴之役达于预期效果，根据晋、吴双方的战略态势，提出应多路进兵，水陆俱下，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进攻，即所谓“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17](卷34《羊祜传》)。羊祜认为这个极具操作性的战略预案的实施，吴国彻底失败的命运将注定不可避免：“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17](卷34《羊祜传》) 如此，则“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必将结束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
    很显然，《平吴疏》的确是一份高明的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它的显著特征，是符合实用，可操作性强，充分体现了羊祜作为杰出战略家求真务实的处事原则与态度。晋武帝司马炎正是按照这份讲求实用、可供操作的军事战略预案，进行全面的军事部署，并于准备充分，条件成熟之际，分派六路大军，大举伐吴，一举成就了混同南北、统一国家的大业。
    三、战略预案的随时应变与充实调整
    正如有的军事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确定性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9]（P82）。所谓不确定性，是指战争中那些对一方或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属于无法明确的因素，它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往往会产生微妙但又实际的影响。作为战略指导者，怎样认识这种客观存在，怎样利用这种客观存在，通过主观能动作用，使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因素成为现实，使有利于敌不利于己的因素消失或减弱，无疑是衡量其战略指导是否高超、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依据。
    “战略指导是战略家在敌我双方对立运动的动态中，在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和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很难始终如一地做到主客观一致。”[9](P107) 当战争爆发后，你会发现，原先的战略预案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符合战前的客观实际发展的，这时必须做适当的调整乃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换言之，从战争指导的认识论来说，依据战前诸多基本因素而制定相应的战略预案，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战争展开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构成新的判断，对原来的计划和部署进行调整、补充、修正，使之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乃是认识的第二个过程。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第一个过程。
    统一战争是全局性的战争，它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战略准备与战争实施，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变化性是它们带有共性规律的问题。元人郝经所云：“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皆经营比分十有余年，是以其术得成，而卒能混一。”[18](卷157《郝经传》) 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战略预案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作适当的充实或调整，便是非常正常又十分必要的做法，因为只有如此，方能克服战争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使战略预案更符合战争活动的实际，从而推动统一大业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这正如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的“序言”中所言：“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
    秦汉历史上根据战争进程而充实、调整原先的战略方案，从而使得统一战争得以更顺利进行的成功事例不在少数。如西晋灭吴之战的方略，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就有过一定的调整充实。据《晋书·文帝纪》记载，早在司马氏代魏之前，司马昭就制定了“宜先取蜀，三年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一举灭吴的战略方针。晋武帝代魏后，继续执行司马昭的这一方针，只是在时间上和战略手段运用上有过必要的调整与充实。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羊祜上疏晋武帝，分析当时形势，请求立即伐吴，晋武帝深以为是，准备采纳，可是就在这决断关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使得西晋国家统一战略方案不得不随之稍作改变：当时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的鲜卑秃发树机能大规模起兵反晋，其势甚盛，给西晋王朝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威胁，所以西晋朝廷只好把战略上的先南后北，临时调整为先北后南，暂时中止了灭吴统一战略的实行。次年三月，晋军在马隆的统率下攻灭树机能，西晋王朝原先的南北统一战略才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