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干预和影响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这是在巴尔干乃至整个东欧地区历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就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进程的三个重要环节（1804-1813年和1815-1816年的两次起义；1830年的自治；1878年的独立）中的塞尔维亚与欧洲大国的关系，阐述19世纪的大国外交对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探究东南欧弱小民族在复杂的大国外交中追求独立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
    一、19世纪初塞尔维亚的两次民族起义和大国外交
    塞尔维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部，是通往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欧洲国家多次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是在塞尔维亚土地上进行。如1683-1699年“神圣同盟”对土耳其的战争，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7-1791年的三次俄奥对土战争。塞尔维亚人民在战争的岁月里锤炼成了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积累了作战经验，为后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18世纪下半叶东方问题出现以后，塞尔维亚更成为欧洲大国争夺的重点。东方问题，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1] 的问题，也即“填补由于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退却所造成的真空的问题”。[2]军事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经过15和16世纪的鼎盛时期以后， 在苏里曼一世（1520-1566）去世后逐渐走向衰落，欧洲列强迫不及待地谋求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巴尔干是列强争夺焦点，也是东方问题的核心。
    参与东方问题角逐的有俄、奥、英、法等国，而以俄国的出台为最早。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企图侵占巴尔干和黑海两海峡，在列强中野心最大。通过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和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俄国第一次获得了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保护权”。自此，俄国就打着“保护”基督教兄弟的旗号干预土耳其内政。俄国争夺巴尔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奥地利。奥地利毗邻巴尔干，并且与这一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对巴尔干早就有领土野心。在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上，俄奥两国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奥地利特别担心俄国确立在巴尔干地区的优势，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地区，将危及奥地利南侧的安全。再者，奥地利境内还有许多斯拉夫人，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对奥地利都是不利的。1797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威胁到巴尔干的安全，法国成了俄奥在巴尔干强有力的竞争者。拿破仑在欧洲的纵横捭阖，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塞尔维亚与大国的关系。19世纪初塞尔维亚的第一次民族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爆发的。
    塞尔维亚民族在中世纪建立过强大的独立国家，有着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惨败于土耳其，1459年初土耳其灭亡，沦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摆脱残暴的军事封建统治，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成为每一代塞尔维亚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共同愿望。
    1804年2月，土耳其近卫步兵首领“达希亚”大肆逮捕和屠杀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领导人“克奈兹”的暴行，点燃了塞尔维亚民族起义的战火。起义的领导者是卡拉乔尔杰·佩特罗维奇（1768-1817），他是1787-1791年奥土战争中塞尔维亚志愿军的军官，农民商贩出身。起义的初衷是反抗近卫步兵的暴政，起义的中心是贝尔格莱德、舒马迪亚、鲁德尼克、克拉古耶瓦茨等“纳希”[3]。随着起义范围的扩大和战场上的胜利，起义逐渐转变为争取政治自治的解放战争。前南斯拉夫史学家彼得罗维奇认为：“从起义一开始，许多塞尔维亚人就为一种希望所驱使，这种希望就是卡拉乔尔杰所说的‘摆脱自科索沃以来套在塞尔维亚人头上的枷锁’”[4]。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君主面临拿破仑的战争威胁，塞尔维亚的起义没有象后来的希腊起义那样成为国际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但也同样引起了俄、奥、法等国的密切注视。
    卡拉乔尔杰深知塞尔维亚这样的弱小民族，要争取民族独立，若没有大国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起义开始后，卡拉乔尔杰就向俄奥两国求援。由于忙于对付拿破仑，俄奥两大国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只是秘密地给起义者以金钱和武器。尽管得不到大国的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民仍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战。到1806年初，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大部分领土，起义取得了很大胜利。
    1805年底，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塞尔维亚的变化。这年12月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大败俄奥联军，奥地利退出战争。此时俄国处境很遭，不仅孤军对抗拿破仑，与土耳其关系也由于拿破仑挑唆而日益恶化。为了与拿破仑争夺巴尔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授意秘密会议成员查尔托雷斯基制定计划，企图在巴尔干建立一些受俄国“保护”的小邦，作为防止拿破仑向东南欧推进的屏障。[5] 支持塞尔维亚起义成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重点。
    1806年夏，起义军重挫土耳其驻军，并于同年12月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地区。面临一触即发的俄土战争，土耳其政府急欲国内和平，希望尽快和已取得军事胜利的塞尔维亚人达成和平协议，并阻止塞俄联盟。而俄国则鼓励塞尔维亚人继续对土作战，因为起义军控制的地区正是俄国的防卫空白，还可以防止拿破仑从达尔马提亚的进攻。一边是俄国的支持，一边是土耳其当局的让步，“塞尔维亚人处于最佳的讨价还价的位置”[6]。土耳其政府接受了塞尔维亚谈判代表佩塔尔·伊奇科提出的条件，即近卫步兵等不受欢迎的土耳其人离开贝尔格莱德帕夏辖区，塞尔维亚享有某种自治权，明确规定国库税收等。12月塞土的双方准备签订伊奇科和约，看来起义将以塞尔维亚获得自治权而结束。然而12月底俄土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起义的进程。
    俄土战争爆发后，卡拉乔尔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俄国全面合作，1807年7月俄塞签订了泡鲁奇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塞尔维亚继续与俄国联合对土作战，俄国向塞尔维亚提供金钱、武器、军官、医生等，并帮助东正教兄弟摆脱穆斯林统治，以及由沙皇派遣总督，以沙皇名义任命官员，为塞尔维亚制定宪法，各要塞由俄军进驻。这一协议事实上并未生效，因为亚历山大一世以提尔西特和约全盘否定了这一协议。尽管如此，这一协议毕竟是塞尔维亚起义过程中的转折点。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安诺斯说：“塞尔维亚人拒绝了给予的自治而和俄国结成同盟，使得起义由开始的反抗近卫步兵转变为成熟的独立战争。”[7] 然而，塞尔维亚人对俄国的轻信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不幸。大国外交愚弄了塞尔维亚人，使这次起义遭受失败。
    根据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于1807年7月在提尔西特签订的和约，俄国承担了同土耳其媾和的义务。随后，俄国从塞尔维亚撤军，并于8月24日在斯洛博齐亚和土耳其政府缔结停战协议。这样，塞尔维亚被留下单独面对土耳其人，而土耳其的大军已经从对俄战场上摆脱了出来。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宣告了俄塞同盟的破产。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外交中，塞尔维亚这样的弱小民族并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巴拉·杰拉维奇所道：“此时塞尔维亚革命的最后命运依赖于国际事态的发展以及当时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斗争。”[8] 而那时塞尔维亚人却蒙在鼓里。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援助是从其大国利益出发的。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俄国已不再需要塞尔维亚，普罗佐罗斯基上将在1809年否认了他的前任米赫尔基上将所应允的给予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承诺。俄国“解放基督教斯拉夫兄弟”的虚伪嘴脸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