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靠俄国的计划失败后，塞尔维亚领导人又转向奥地利。奥地利幸灾乐祸地看到俄塞同盟的失败，开始秘密与卡拉乔尔杰联系。1808年4月，卡拉乔尔杰与斯洛文尼亚的奥地利上将辛布斯成男爵会面。两人达成口头协议：卡氏同意奥地利在给予塞尔维亚自治的条件下合并塞尔维亚，辛布斯成男爵则保证奥地利的保护和援助。奥地利政府还督促辛布斯成男爵把口头协议文字化，并指示他，若贝尔格莱德受到俄国占领的威胁，可以在没得到命令前占领这个城市。[9]可见，奥地利早就想趁俄国之危，借帮助塞尔维亚之名，从中大捞一把。塞奥联盟的消息使罗多菲尼金万分紧张。迫于俄国的压力，奥地利终止了与塞尔维亚的接触。然而，这一段小插曲不仅使俄国不再给予塞尔维亚更多的援助，并且恶化了卡拉乔尔杰和亲俄的起义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可见，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影响到起义领导层内部的团结。美国史学家乔治斯·卡斯特拉精辟地指出：“个人竞争的背后是俄奥之间的对立”。[10]
    卡拉乔尔杰不仅向俄奥两国求助，也向法国求援。1809年，面临土军的进攻，卡氏派拉德·武契尼奇到法国请求“伟大的拿破仑强有力的保护”。[11]拿破仑担心塞尔维亚获得独立会引起希腊起义及俄国在巴尔干努力的扩大。起义爆发之初，拿破仑就向土耳其政府递交照会，要它注意“允许塞尔维亚暴动继续下去的严重危险，因为这会助长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12]因此，拿破仑对卡拉乔尔杰的求助不予理睬。正象美国历史学家卡斯特拉所说：“在欧洲的棋盘上，塞尔维亚只是颗微不足道的棋子。”[13]
    外交上的失败，领导层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失利，使塞尔维亚革命从危机走向失败。俄法战争的爆发最终导致了起义失败。俄法战争爆发之际，1812年3月28日，俄国抢在法国之前同土耳其缔结了布加勒斯特和约。该条约第八款规定赦免塞尔维亚起义者，并给予内部自治，但必须在各城市接受土耳其的驻军以及同土耳其政府达成关于缴纳一定税款的协议。条约既没有给塞尔维亚独立或自治，也没有提到俄国将保证土耳其履行条约。条约签订时塞尔维亚人一无所知。土耳其拒绝履行条约，趁俄法战争之机，于1813年7月中旬，派军队全面出击。10月3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卡拉乔尔杰和数千名起义者逃离塞尔维亚，坚持了9年的第一次民族起义失败了。
    1815年4月，塞尔维亚人民再次拿起武器为独立而战。这次起义发生在欧洲大国打败了拿破仑，恢复了欧洲的旧秩序的国际背景下。起义领导人是上次起义的参加者，卡拉乔尔杰的反对者--灵活机智的农民猪商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1780-1860）。起义爆发后，苏丹派波斯尼亚大臣库尔希德帕夏和鲁梅利亚大臣马拉什利帕夏率领两支土耳其军队，夹击塞尔维亚起义军。米洛什立即向俄、奥两国求援。俄国大使在土耳其首都进行外交干涉，要求土耳其停止进攻，建议双方谈判，并以战争相威胁。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虽然痛恨革命，但为了保持在塞尔维亚的势力，也敦促苏丹让步。米洛什非常机智地利用大国的干预，同土耳其政府谈判。他写信给苏丹的官员，使他们确信“塞尔维亚人对他们的君主的忠诚”，[14]之所以举行起义，只是由于贝尔格莱德大臣苏利曼帕夏过于残暴。苏丹下令停止进攻，并解除了苏利曼帕夏的职务，由马拉什利帕夏接任贝尔格莱德大臣，并同米洛什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米洛什坚持武装斗争。在几个月时间内，起义军重新解放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城市。米洛什并不一味依靠大国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此时欧洲大国已打败了拿破仑，恢复了欧洲旧秩序，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成立的俄、奥、普神圣同盟，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欧洲现状的任何改变，尤其是反对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希望大国帮助实现民族独立是不可能的。1812年被俄国抛弃的惨痛教训也使米洛什更小心谨慎。
    1815年12月，土耳其政府宣布承认米洛什为塞尔维亚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与塞尔维亚达成的协议中还规定，塞尔维亚人将保留自己的武装，组织自己的国民议会，同时帕夏、斯巴希和土耳其的驻军也将继续保留在塞尔维亚，贡税由塞尔维亚领导人征集，定期向君士坦丁堡缴纳。这一协议给予塞尔维亚人的权利并不比1806年的伊奇科和约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少，但是协议毕竟使塞尔维亚走上了初步自治的道路。第二次民族起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两次起义中可以看出：第一，两次起义的成果都是塞尔维亚人民用武装斗争取得的。第二，两次起义都受到了欧洲大国外交的影响。俄国和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争夺阻碍了起义的进程。拿破仑法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俄、奥、英等欧洲大国用全力对付，塞尔维亚起义成为无足轻重的外交筹码。1812年俄法战争的爆发导致了第一次起义的失败。而欧洲联军对拿破仑的胜利使米洛什得以顺利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取得民族解放的初步胜利。第三，起义领导者的外交策略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卡拉乔尔杰把塞尔维亚的命运绑在俄国的战车上，放弃了同苏丹进行谈判的努力，从而丧失了自治的机会。米洛什在外交上表现出远比卡拉乔尔杰灵活和成熟。他深知土耳其惧怕俄国，但也认清俄国“天然保护者”的面目，因此，在打俄国牌时，避免使自己卷入俄国的反土计谋，而是巧妙地利用俄国对土耳其的压力，从土耳其政府手中取得塞尔维亚的自治权利。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使米洛什采取了渐进的而不是鲁莽的急于求成的方式争取民族的自治。两位领导人的这些差异是第一次起义遭受失败和第二次起义取得成功的秘诀。塞尔维亚起义的历史经验给人们以启迪：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的道路布满荆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决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个大国身上，而是要巧妙地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开展多边外交，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希腊革命中的大国外交与塞尔维亚自治地位的获得
    1821年春的希腊起义使欧洲大国再一次卷入东方问题的漩涡，塞尔维亚问题和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问题也随之被提上日程。
    希腊起义之初，神圣同盟正在莱巴赫召开会议，讨论镇压西班牙革命和意大利起义的问题。俄国本想利用希腊起义进一步削弱奥斯曼帝国，扩大势力范围，但也担心支持希腊起义会导致神圣同盟的分裂。奥地利惧怕希腊起义会引起本国境内的民族运动，力主镇压，并劝告俄国决不能支持希腊，但1823年英国的插手改变了俄国和奥地利的初衷。英国的考虑是保护东方航路以及和奥斯曼帝国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对抗俄国的南下攻势。从对抗俄国的立场出发，英国主张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对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般持不支持态度。但由于希腊在英国东方航路中的重要作用，1821年的希腊起义得到英法两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出于对俄国单独解决希腊问题的担心，1823年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坎宁宣布希腊为交战一方。1824年又给希腊起义军一笔财政援助。英国的举动促使俄国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
    1825年12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尼古拉一世即位。外交大臣理谢尔罗迭伯爵建议沙皇支持希腊，借希腊起义之机，敦促土耳其解决塞尔维亚和两公国问题。俄国把军队集结于摩尔多瓦，并向土耳其发出六周时间解决塞尔维亚和两公国所有问题的最后通牒。1826年10月7日，土耳其被迫接受了俄国提出的阿克尔曼协定。该协定的第五条规定，土耳其答应履行布加勒斯特和约中有关“塞尔维亚国家”的条款。
    土耳其还未来得及在阿克尔曼协定基础上与米洛什达成协议，希腊事态的发展改变了土耳其的态度。1827年10月，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在纳瓦林诺一举消灭了土耳其-埃及舰队，这在君士坦丁堡产生了强烈的反欧洲大国的情绪。12月10日，苏丹废除了阿克尔曼协定，同时宣布对俄国的“圣战”。1828年4月，俄国在取得英、法等大国的默许后开始动武，战争以土耳其的失败告终。1829年9月，俄土签订了亚德里亚堡条约，重申阿克尔曼协定的内容，给予塞尔维亚自治的权利，并规定俄国是塞尔维亚的保护国。1830年8月28日，苏丹宣布米洛什是塞尔维亚公国的世袭大公，承认塞尔维亚人有实行内部自治和建立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权利。1832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脱离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1833年5月25日，在俄国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将1813年占领的六个“纳希”归还塞尔维亚，塞尔维亚获得了制定国旗以及委派领事等权利。1834年，又解决了塞尔维亚的边界问题。塞尔维亚成为一个拥有37400平方公里和明确边界的自治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