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是西汉初年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西汉建立后第一个援法入儒的新儒学代表人物。西汉初年，汉承秦制，实行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君权被凸显为国家最高政治权力，并集政权、神权、军队统帅权、宗主权为一体。这与夏、商、周三代以“天子”作为各国政治盟主，抑或春秋战国时外有强敌、内有世袭相沿的分封贵胄的“王”“霸”之世，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有汉一代并非简单地承秦，而是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急风骤雨中，反秦、承秦并改造秦制。早在汉代开国之初，陆贾、贾谊、贾山等一批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掀起了总结批判秦政得失的“过秦”思潮，通过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对刚开创的西汉新帝国的治国理论进行深入思考与总结。在他们看来，“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1](《无为第四》)为此，陆贾著《论语》，主张在承袭法家主张的秦中央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的基础上，以儒家“仁”“礼”思想作为主要的为治方法与社会控制手段。据《汉书》记：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己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汉书·郦陆硃刘叔孙传第十四》)
    由史籍可见，陆贾是以儒家《诗》《书》论治国之道的。但是，陆贾生长的时代，是一个承秦制并须改造秦制的时代。在陆贾看来，要避免秦二世而亡的覆辙，就应结合当时关东六国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以儒家思想为体，以礼义教化为式，来弥补秦之失序，由此巩固汉家的中央专制集权。为此，陆贾提出了以儒补法，儒法结合，内法外儒的社会控制与整合的治道原则。一方面，他基于汉承秦制的现实，极力维护秦所开创之君主专制政体，主张论政要以“法”为“暨”，以君之政令、意志去总理、一统天下，作到政集一门，君强臣弱。他说。“故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口成伦。……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1](《怀虑第九》)陆贾引用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事例，说明尊君屈臣，同一治而明一统的重要性。“故管仲相桓公，诎节事君，专心一意……尊其君而屈诸侯，权行於海内，化流於诸夏。……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1](《怀虑第九》)将贯彻一个政令、一个规则、一个法典、一个意志作为维护天下稳定的重要举措，这无疑是法家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以“礼”“仁”及儒家道德价值学说去教化天下，弥补秦一味重刑治的弊端。“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於位而无德者绌，富於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以序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録，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岂以口口口威耶”？[1](《本行第十》)这里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为汉初刘氏政权“布衣卿相之局”的合法性提出以“道德”为形而上形态的“天道”论依据。即据周代“天无常亲，唯德是辅”的政治与历史变化的法则，以“贱而有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的观念阐述了汉代秦制的合法性与法理性。这在汉初刘氏集团安定天下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理论及哲学意义；第二，提出以儒家《诗》《书》《礼》《乐》及道德纲常作为为治之具的形而上“本原”原则。君主专制虽然为既成之政体及不变之事实，但在治国治民上，应当以秦为鉴，思秦之失，由此轻徭减赋，薄刑重恩，便民以时，以道德精神取代刑治精神。这样，才能维持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因而，陆贾在其基本政论思想上，是因时定则，因势利导，由此确定汉代统治集团的基本政治原则的。
    在这种政治原则下，安治天下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对君主专制格局中君主权力、地位及其政治价值体系的确定。
    在陆贾看来，在汉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下，君主的最高权力与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历史的演变看，君主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是君主所拥有的政治、军事实力以及控掌天下社会资源的能力的体现，还在于君主自身是否能“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绿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1](《明诫第十一》)也就是说，能否顺应“天道”，履行其政治法则中儒家社会理想即礼义治道的社会责任。陆贾继承了儒家《易》传的天道观，认为“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1](《道基第一》)是《易》理之顺变，天道之常行。从古之天下兴亡治乱来看，尧、舜、禹、文、武、周公顺天道而治，其功绵长久远；而桀、纣、秦二世等虽手握重权，君临天下，却因失天道而丧家辱国。因而，从政治哲学高度看，“天无常亲，惟德是辅”仍是经典治则，高显君威的合法理由不是高材捷足的逐鹿者凭实力所致，而是“君道”必须与“天道”相合一，而“天道”在社会人间的最高表现便是“圣道”。所以，“君道”与“圣道”相合，“君主”与“圣人”相统一，才是汉代帝国长治久安的法理保障及论政原则。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陆贾提出了几点关于“圣”“君”合一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