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负说”作为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提出的一种基础理论几乎贯穿于整部书中，《太平经》的理想即是“为皇天解承负之仇，为后土解承负之殃，为帝王解承负之厄，为百姓解承负之过，为万二千物解承负之责”[1](p57)。因此要论及《太平经》便无法对“承负说”予以忽视。有学者很早就意识到“承负说”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道教立教的理论根据”[2](p120)，这就指出了“承负说”在《太平经》中的地位。然而，由于“承负说”仅见于《太平经》中，这一仿佛昙花一现即消失的理论，使学界对其思想渊源充满了迷茫，先后出现几种不无矛盾的观点。上个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曾认为“承负说”是在《易·文言·坤卦》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认为这种观点“为中土典籍所不尝有”，怀疑它是“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的创造[3]。然而后来胡适在一封致杨联陞的信（1952年2月7日）中曾谈到：“‘负’与‘承负’、与‘报’的观念绝不相同，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指出‘负’与‘承负’与《易·文言》的‘积善……有余庆，积不善……有余殃’的话也没有关系。”[4](p156，157) 遗憾的是胡适对此并没有作进一步探讨。再一种观点是基于考古发现而来，即认为云梦秦简《日书》中的“负”及东汉镇墓文中的“重复”实际上即是“承负”，“承负说”应是缘起于秦汉时的一种解谪方术[5]。以上意见对正确认识“承负说”无疑均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承负说”的阐释仍然不够深刻，因为仅从思想传承上来说明并不能完全认识问题的本质，还有待于从另外的角度加以考察。与当时绝大部分著作相同，《太平经》首先是一部救世之书，作为《太平经》的基础理论，“承负说”固然有着某种思想渊源，但它更是一种社会现实矛盾的产物，其出现与汉代灾异论盛行及其具有极大颠覆性息息相关，抛开这一点来谈论对“承负说”的认识是不完整的。笔者拟从灾异论的角度对“承负说”作进一步阐述。
    《太平经》原始文本问题比较复杂。一般认为，一百七十卷本《太平经》（即于吉的《太平清领书》）成书于东汉中后期，其后散佚，至明英宗编撰《正统道藏》时本经仅余七十七卷存世。另外唐末道士闾丘方远有《太平经钞》十卷，纂辑《太平经圣君密旨》一卷，其中也保存有《太平经》部分原始内容。今人王明在以上三者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其他典籍中所注所引的《太平经》文字，并详加校勘、考证，撰成《太平经合校》，基本上恢复了一百七十卷内容的原貌①。本文所依据的基本版本即为《合校》。然而，敦煌写本《太平经》残卷的发现证明《太平经》中掺杂有后人的东西，而“承负”说出于汉代则基本无争议，故引文以《合校》为准。
    一“承负说”与上古报应思想
    “承负”一词首见于《太平经》，其具体含义有多种，这一现象曾被许多学者注意到，如汤一介[7](p366)、陈焜[8]等。日本学者的新近研究为神冢淑子在其《六朝道教思想的研究》（创文社，1999年）中进行的相关讨论。总的来看，“承负”的主要含义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意义上的善恶报应，这是“承负”的基本含义；第二类主要是基于政治层面而言的，是《太平经》对两汉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提升与扩展。先说第一类。
    中国上古时期即有自己的善恶报应思想，如《尚书·商书·伊讯》、《国语·周语》、《韩非子·安危》等文献均有善福恶祸一类思想的内容。表面上看，这种思想与佛教的善恶报应非常相似，实则不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印度佛教善恶报应的主宰力量是‘业力’，中土报应的主宰力量是‘上天’、‘上帝’，说的是‘上帝无常，作善降祥’，‘天道赏善罚淫’。这种报应的力量，一种是自力，一种是他力，一种是内力，一种是外力。”[9] 此言颇是。佛教的善恶观与其业报轮回说紧密相连，而上述中国的善恶报应是一种与天人感应论紧密相关的思想，它认为人为善或为恶会招致上帝或天同类的报应，其差异性很明显。除此之外，中国上古时期还有另外一种善恶报应思想，最早见于《易·文言·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10](p167) 这种思想在为善可以得福、为恶可以致祸的传统认识之上，进一步提出祸福可以积累，甚至可以为子孙所继承的观点，与佛教报应论的差异更为明显。这种善恶报应思想可能在战国时已经流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前四篇佚书抄本，唐兰先生认为即《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黄帝四经》，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公元前4世纪[11]。其《称》篇中有多处与《易》中相似的言语，如“天有环（还）刑，反受其央（殃）”[12](p91)、“有宗将兴，如伐于□。有宗将坏，如伐于山。贞良而亡，先人余央（殃）；商（猖）阙（獗）而栝（活），先人之连（烈）”[12](p92) 等。其中后两句又见于刘向《说苑·谈丛》篇，其文作“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余烈”[13](p387)。据此，学者认为，“《谈丛》一篇系采自当时流行在社会上各种典籍中的‘警句’而成，上引自当出乎《称》篇”[5]。这种判断是可信的。相似的思想又见于王充《论衡·感类篇》：“阴阳不和，灾变发起，或时先世遗咎。”[14](p786) 同书《辨祟篇》还有：“我有所犯，抵触县官，罗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遗殃。”[14](p1011，1012) 题为西汉刘向撰的《列仙传》亦云：“河间王患瘕，买药服之，下蛇十余头。问药意，俗云：‘王瘕乃六世余殃下堕，即非王所招也。’”[15](p76) 另外，有学者认为东汉时形成一种严格的死生二元对立的招魂葬法，这种葬法的目的是为解除死者可能殃及生人这一灾厄，东汉镇墓文材料中称这种灾厄为“重复”之谪。此“重复”之法实由先秦时期的“复”发展而来，它们都是建立在死者魂灵神化而为鬼作祟于生人的观念基础上，这一观念与《太平经》中的“承负说”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5]。应当说，以上均为理解“承负说”提供了启发意义。
    西汉后期至东汉，由于社会不稳定，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在现实中往往会使人感到困惑，行善不得善、行恶不得恶，甚至行善得恶、行恶得善的现象时而发生，这样势必造成社会混乱：“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1](p22) 《太平经》试图对现实中的善恶错乱现象进行解释，于是提出了“承负”的理论，在《解师策书诀》中明确解释了承负的含义：“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为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令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1](p70) 类似的观点还见于书中多处。笔者以为，这是“承负”最基本的含义，书中其他所有概念的延伸均是据此而来。“承负说”认为为善为恶的个人行为不仅对个人本身产生作用，同时这种作用还将传及子孙后代：“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1](p22) 可以看出，承负与前所述《易·文言·坤卦》之思想确实有着相当的渊源关系。魏晋之际，承负思想得到继承与发扬，如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有这样的记载，人身上有司过之神，人每犯一罪司命则夺其算纪，“若算纪未尽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孙也。诸横夺人财物者，或计其妻子家口以当填之，以致死丧，但不即至耳。其恶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终遭水火劫盗”[16](p126)。此类看法在其他道经中也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