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明显，“承负说”继承了先秦时期颇为流行的历史倒退论，即上古、中古、下古由治而乱，然而先圣们并未对此有详细解释，《太平经》的作者首次赋予了这种历史观一种独特的阐释：它认为历史是一个时时包含着承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令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1](p70)。“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养，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养，失其本。下古计不详，轻其身，谓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乱其治”[1](p61)。由于小失得不到纠正，集腋成裘，长此以往，各类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从而造成最终的社会危机。可以看出，《太平经》在这里推广了“承负”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先人的过失同样也会承负给后代，任何社会危机的造成均非仅仅由于当世的原因，而是历史的长期积累造成的，因此不能让帝王一人承担罪责，而是“人人有过于天地”[1](p124)，但现实是“百姓适知责天，不知深自责也”[1](p125)。
    此外，《太平经》的作者还列举了自然界中多种多样的承负现象，《五事解承负诀》集中讨论了这种泛化了的承负理论。一是人为天地“承负”：“天地生凡物，无德而伤之，天下云乱，家贫不足，老弱饥寒，县官元收，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而人反承负之”。二是自然界事物间的“承负”：“夫南山有大木，广纵覆地数百步，其本茎一也。上有无訾之枝叶实，其下根不坚持地，而为大风雨所伤，其上亿亿枝叶实悉伤死亡，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三是人为自然界事物“承负”：“南山有毒气，其山不善闭藏，春南风与风气俱行，乃蔽日月，天下彼其咎，伤死者积众多。”[1](p58，59) 这些论说主要是为了说明“承负”为天地万物共有之性质，既增强了“承负说”的说服力，又大了承负对象的外延。与前面普通信众与帝王的承负相一致，诸如此类的承负均具有逆向思维的方式，在向以前追溯的过程中找出时下矛盾的症结所在。从这一点来看，“承负”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思想确实有着相似的思维逻辑，而与灾异论截然不同。
    尽管《太平经》提出社会承负观，但是“承负，，并没有否定灾异思想本身，灾异思想于《太平经》中随处可见。“承负说”的意义在于对两汉灾异论、主要是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的重要修正：首先它打破了仅仅帝王对灾异负责的特权，指出所有人包括死去的先人均对时下的社会问题负有责任，这就大大缓解了皇权的政治压力，使其统治合法性与灾异说并行不悖。汉代非议“灾异谴告说”者不仅《太平经》一家，著名思想家王充即是其一，但王充的批判思想是以元气论为基础，与“承负说”的批判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数，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其次，既然灾异非帝王一人造成并对此负责，解铃仍需系铃人，要解决承负必须“帝王、民、臣俱善，则使天无灾变”[1](p191)。由此，使得《太平经》顺理成章地提出一整套全方位的社会改良措施，“承负说”为上自帝王、下自布衣普遍接受《太平经》准备了理论前提。由此而言，《太平经》所说的“为皇天解承负之仇，为后土解承负之殃，为帝王解承负之厄，为百姓解承负之过，为万二千物解承负之责”之言确是发自肺腑，“承负说”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地位确实不容怀疑。
    由于种种原因，《太平经》之理论并未被东汉政府所采纳，因而其改良措施亦无法得到大规模实施。然而无法否认，“承负说”将会产生两重社会功能的理论意义确实对东汉社会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三《太平经》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及张角、张鲁
    西汉后期，更命之说甚炽，早期道教尤甚。前引《汉书·李寻传》曾言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宣扬汉家终结说。甘忠可将此具有巨大颠覆思想的经书传与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人，引起中垒校尉刘向的注意，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将其下狱致死。夏贺良等人遂私下秘密传授。哀帝立，夏贺良得李寻相助待诏黄门，数次受到哀帝接见，反复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19](p3192) 然而夏贺良之“更命说”与甘忠可等相比已作了重大妥协，即更命不更人，皇帝照做，仅将年号等形式因素变更一下即可。哀帝信以为真，上演了一出与先秦燕王哙禅位于相国子之如出一辙的政治闹剧。哀帝于建平二年改元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亦改以百二十为度，大赦天下，以更受命于天。哀帝改制诏书云：
    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9](p3193)
    然而不久，夏贺良即因“欲妄变政事”而被诛杀。自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至哀帝改元，其思想根源皆在于“更命说”，认为若要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皇帝必须更受命，否则社会将走向崩溃，这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核心思想。哀帝改制诏书及事后所下诏书亦可佐证夏贺良所言。很明显，哀帝接受了甘忠可的思想，认为若不更命则自己无以自新、无以续存，天理难容，只有“改元易号”才能使“百姓获福”、“永安国家”。“更命说”毫无疑问是灾异论发展的结果。
    《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提倡的这种“更命说”与《太平经》的“承负说”在思想主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更命说”认为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必须由更受命才能化解矛盾③；而“承负说”则认为社会矛盾是由来已久所有人的罪过承负的结果，必须所有人负责。也许两书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但《太平经》抛弃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更命说”，而代之以看起来颇为“温顺”的“承负说”，如此，其所受到的政府待遇就迥然有别。《后汉书·襄楷列传》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31](p1084) 宫崇献上《太平清领书》后，虽然未被政府采用，但仅仅被称为“妖妄不经”，也即不合儒家经典，还是受到重视被政府所收藏。至桓帝即位，襄楷再次进献《太平清领书》，并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31](p1081) 虽然没有迹象表明桓帝接受了《太平清领书》，但亦未采取过激行为，甚至“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检索相关史料，灵帝在位时尽管因灾异频繁裁撤高官，然而却未发布任何罪己诏书，这在汉代皇帝中极为反常④ 以上两次献书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献书者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绝不是偶然的，更非帝王个人喜好或汉代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所能解释得了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之主旨在于更命行太平，而《太平经》之主旨在于承命行太平，其要义之改弦更张，其中“承负说”起了根本性的作用。⑤ 如此，“更命说”在理论上已被釜底抽薪。明了此义，汉廷对《太平清领书》之宽容以及部分朝廷要员最初对原始道教之包庇的原因可多一重视角来理解，同时张角与张鲁之本质不同亦使人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