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指出，承负的这种含义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命定说”不可混淆。战国出现的“命定说”至汉代时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以“三命说”影响比较大。《孟子·尽心上》云：“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注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恶曰遭命，行恶得恶日随命。”[17](p879) 王充《论衡·命义篇》对此有详细解释：“传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日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14](p49，50) “三命说”同样是传统善恶报应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但其与“承负”则绝不相同。命定说在《太平经》中亦有所反映，如《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曰：“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贵不能为贱，命贱不能为贵也。”当真人问天师道是否可以学时，天师说：“有天命者，可学之必得大度，中贤学之，亦可得大寿，下愚为之，可得小寿。”[1](p289) 这类话对于传教是很不利的，这或许是《太平经》成书于多人之手、造成观点驳杂矛盾的结果。《太平经》既然想成为一服救世良药，其基础理论“承负说”便须是一种普世的解释系统，“承负说”中便不能有“命定说”的容身之处。《太平经》中有“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1](p22) 之语，这正是对“命定论”的否定。由此看来，那种认为承负与命定说“都是建立在命定论的命运观之上”[5] 的看法似有不妥。
    二“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道德说教并非“承负说”的最终目的，以上善恶报应思想仅是《太平经》“为百姓解承负之过”而开的一服药方。通观《太平经》，“承负”的第二种含义格外引人注目，此即“为帝王解承负之厄”，是一服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处方药。它试图对汉代社会危机出现之根本原因提出一套新的解释系统，而这套解释系统与当时盛行的灾异论具有重大关联。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谈谈汉代的灾异论。
    关于祥瑞与灾异为政治兴败之征兆的思想由来已久，孔子即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感慨（《论语·子罕》）。至《吕氏春秋》这种思想得到系统阐释，其《应同篇》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18](P677) 于是它罗列了黄帝、禹、汤及文王时出现的种种瑞兆。祥瑞现，圣人或治世出，相反，若有灾异之事发生，则预示了社会的某种变乱。如《春秋》中的灾异现象特别丰富，汉代京房曾云：“《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19](p3162) 荀子特别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20](p313) 汉兴，这类灾异思想被继承，陆贾《新语·明诫》云：“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晲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21](p155) 因此当出现日食时，吕后以为这是上天谴告自己专权，“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22](p404) 三年后又连续出现两次日食，文帝立即下诏，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22](p422)
    在汉代之前，灾异思想多与星占学联系在一起，其时出现的天象灾异并非仅仅针对国君，亦未必纯粹出于政治原因。但有一种趋势随着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渐趋明显，“如果‘天变’--即上天因人事黑暗而以呈示星占凶兆发出警告--发生，帝王或国君就应勇于自责，主动承担责任”[23](p208)，正所谓“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18](p479)。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汉代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作用与先秦古籍中重、黎“绝地天通”的神话极其相似。对“绝地天通”一事杨向奎先生指出：“那就是说，人向天有什么请求向黎去说，黎再通过重向天请求……此后平民再不能直接和上帝交通……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24](p164)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可以说是一句彻底的“绝地天通”之宣言，既然天子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唯一资格，那么作为交通手段之一的灾异祥瑞现象便只能是针对皇帝一人。至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以来，这种思想被整理成一套严密而有系统的理论--“灾异谴告说”，并逐渐成为汉代的正统神学思想。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9](p2498)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25](p318，319) 董仲舒大大强化了灾异与皇帝的关系，“通过把皇帝的统治与天联系起来，董仲舒重新建立了据称在周代诸王与天之间存在的一种纽带；就帝国统一之前不久的诸侯国国王而言，他们则没有，也不能要求取得这种纽带。奇异的或令人厌恶的事件，例如日蚀月蚀、地震或彗星的出现，就成为对皇帝的一种警告。”[26](p760) 顾颉刚先生亦言：“在这一点上汉人是完全承受商、周的思想的。但他们毕竟有比商、周进步的地方，就是用了阴阳五行的学说来整理灾异的现象，使它在幻想中成为一种极有系统的学问。”[27](p25) 既然灾异皆因皇帝而起，“皇帝应该很快地认识到这个警告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他有效地做到这点，他将结束混乱或不平衡，和弥补缺乏和谐的状况。”[26](p759)
    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每当有非常态的社会或自然现象--灾异--发生，便意味着皇帝在某方面存在问题需要反省或改正，随之而来的便是皇帝下罪己诏、策免大臣、诏举贤良、整顿吏治、大赦天下等一系列措施。在汉代，这种现象特别突出，诸位皇帝先后发布了多达58次的罪己求言诏书（西汉28次：文2、宣4、元10、成9、哀2、莽1，东汉30次：光武4、明3、章3、和4、殇1、安5、顺4、质1、桓5），试图以此消弭天子与上天之间的紧张关系[28]。然而灾异论是一把双刃剑。在汉代前期，由于社会状况比较稳定，灾异论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以皇帝为代表的官方自检行为对社会的稳定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措施亦能够较好地收拢民心。然而当社会处于失控的边缘，大量正常自然现象亦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灾异。如顾颉刚先生所言：“但试想，汉的疆域多大；这样大的地方，地文上不当有些变态吗？这种事，武帝时何尝没有；只是那时的社会正沉醉在祯祥的空气里，大家不提罢了。”[27](p27) 这种情况极易导致民众对现存政权合法性的怀疑乃至完全否定。新近研究成果业已证明，灾异论确实对汉代政治秩序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灾异论导致的是对现实生活和世界的不可靠性和终末性的认识，它在政治思维中的反映，就是对汉代国运的怀疑和相应而来的诸如‘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成顺天命’的思想”[29][30](p86～121)。灾异告诉世人刘汉的国运要走到尽头了，大规模的原始道教运动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汉书·李寻传》记载：“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或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19](p3192) 可见，“更命”是灾异思想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此之时，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提出种种医治乱世之良方妙药，《太平经》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应当注意，《太平经》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有本质的区别，这一问题将在后文讨论。需要强调的是，《太平经》首先是一部救世之书。倘若将早期道教仅仅看作为宗教，便斩断了认识历史真实的关键视角② 《太平经》的作者深刻认识到灾异论对社会的巨大破坏性，适时地提出了一种新理论，“承负说”第二种含义是针对灾异论有感而发。对个人或单个家庭而言，行善或行恶均可以传承给后代，那么推广开来，国家之“灾异”是否必定是时君失道之结果呢？显然，《太平经》的答案是否定的，它对社会危机有一套独特的解释，试举几例：
    凡人所以有过责者，皆由不能善自养，悉失其纲纪，故有承负之责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过于邻里，后生其子孙反为邻里所害，是即明承负之责也。令誊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乱天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后在位者复承负之，是不究乎哉？故此书直为是出也。（《试文书大信法》）[1](p54，55)
    本道常正，不邪伪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师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养之正道，遂相效学，后生者日益剧，其故为此。积久传相教，俱不得其实，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灾变万种兴起，不可胜纪，此所由来者积久复久。愚人无知，反以过时君，以责时人，曾不重被冤结耶？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虽有万人之德，独能如是何？……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养，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养，失其本。下古计不详，轻其身，谓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乱其治。虽然，非下古人过也，由承负之厄会也。（《五事解承负法》）[1](p59，60，61)
    中古以来，多失治之纲纪，遂相承负，后生者遂得其流灾尤剧，实由君臣民失计，不知深思念，善相爱相通，并力同心，反更相愁苦。夫君乃一人耳，又可处深隐，四远冤结，实闭不通，治不得天心，灾变怪异，委积而不除。（《三合相通诀》）[1](p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