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记载：“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31](p2299) 又《孝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31](p348) 由此可见，张角骨子里装着更命说，与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对《后汉书·襄楷列传》所言“张角颇有其书焉”（即《太平清领书》）之语不能过于相信，这一点学者早有清醒认识。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称：“张角的太平道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采用《太平经》的基本思想……太平道抛弃了《太平经》的和平改革路线，实行了暴力革命的路线。”[32](p35) 再如杨寄林所言：“从整体看，它（指《太平经》）并未给张角及其徒众部众提供批判的武器。张角及其徒众部众为了进行武器的批判，只是于己有用地择取了本经中动人心弦的几个关键字眼和极大公平均平、疗疾方术等实质性的内容，而对本经所极力宣示的断金兵、禁盗贼、大顺好生、使火君转危为安等训条，则是彻底否定悉予抛弃的。这在根本立场上同本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也从反面证明它（指太平道）和《太平经》在本质问题上是分道扬镳的。”[33](p129)
    与张角相比，张鲁受《太平经》的影响更深。虽然同为早期道教，但张鲁终其一生未有如张角般激烈的更命主张，更无革命性行动，这一点在他投降曹操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据《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挥师征汉中，至阳平时张鲁便欲举汉中投降，后为其弟卫所阻。及至阳平陷落，张鲁部下欲焚烧宝货仓库。张鲁又阻之，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31](p2437)。张鲁的投降及曹魏对待张鲁的态度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但张鲁的宗教持温和态度这一点不可忽视，仅仅将此看作是《后汉书》对张鲁的溢美之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今人的研究表明，张鲁五斗米道的思想与《太平经》有密切关系，“其祷祝符箓，以及它统治汉、川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很多都和《太平经》的主张相似”[2](p148)。不仅如此，五斗米道早期经典《老子想尔注》与《太平经》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渊源关系，饶宗颐先生对此有深刻见解：“《想尔》此注，大部分即以《太平经》解《老子》，故与韩非以来说《老》者，截然异趣。”[34](p90) 《想尔注》多处主张维护皇权，如“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句注曰：“狂或（惑）之人，图欲篡弑，天必煞（杀）之，不可为也。”“其不得已”句注曰：“国不可一日无君……非天下所任，不可妄庶几也。”“承负说”在《想尔注》中亦有反映，如“其事好还”句注曰：“以兵定事，伤煞（杀）不应度，其殃祸反还人身及子孙。”“是谓微明”句注曰：“故诫知止足，令人于世间裁自如，便思施惠散财除殃，不敢多求。”这都是承负的第一层含义。再如“化如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句注曰：“失正变得耶（邪），耶（邪）改得正。今王者法道，民悉从正，斋正而止，不可复变，变为耶（邪）矣。观其将变，道便镇制之。检以无名之朴，教诫见也。王者亦当法道镇制之，而不能制者，世俗悉变为耶（邪）矣，下古世是也。”[34] 这段内容与“承负说”对历史三段论的解释颇为相似。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太平经》对张鲁的政治行为确实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承负说”渊源有自，但作为一种完整而系统的思想，它是针对汉代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一套原创性理论。它的产生受到汉代灾异论的重大影响，并对灾异论做出重要修正。一方面，“承负说”提出了一套改进了的善恶报应思想，为其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另一方面，“承负说”又为风雨飘摇中的东汉王朝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危机解释理论，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因此，“承负说”确属《太平经》的基础理论，是《太平经》原始文本之基本内容。更早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主张“更命”，至《太平清领书》中“更命”已经被改造成了“承负”。“承负说”与“更命说”的政治倾向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太平经》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没有被汉帝国所接受，然而它仍然受到汉朝宫廷的温和处理，这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呈上后当事人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张鲁政权对《太平经》的真正吸收，使他与张角在思想观念和行为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区别，这也是他的政治结局较张角不同的重要原因。《太平经》绝不仅仅是一部宗教运动著作，它提出的政治理论有着很强的针砭时弊的特点，因而在汉代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它对汉代历史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⑥
    （本文受到恩师姜生先生悉心指点，日本熊本县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俊先生亦仔细阅读了文章原稿，作了详细批注，并提供了日本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 除王明外，日本学者对《太平经》的版本问题研究较多，如吉冈义丰的《道教与佛教》、福井康顺等监修的《道教》以及前田繁树的《初期道教经典的形成》等对此均有专门讨论。《道教》认为：“现行本中大概是既有反映汉代思想的文章，也有元代以后增入的文章。”[6](p93)
    ② 关于《太平经》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有的说是农民起义的经典，有的说是宗教著作，有的说是政治著作，全面一点的认为它是一部宗教政治著作。实质上，所谓“宗教”、“政治”等今人之学术体系甚至概念本身均系西方舶来品，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异性，用这些理论进行研究必然会有相当的弊端。以《太平经》为例，尽管该书在汉代之后仅为道教所有，但在汉代它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治世典籍，其理论绝非一个道教便可容纳得了的。
    ③ 对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革命思想日本学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太平清领书》）简称《太平经》是更往后的事，形成之初称为《太平清领书》。这是为了同西汉末甘忠可撰《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相区别。甘忠可之书含有可为王莽篡位所利用的内容。”[6](p91，92) 实际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中的“更命说”不仅仅为王莽所利用，张角等均为其实践者。
    ④ 现有资料表明，后汉诸帝没有发布罪己诏书的仅有冲帝、灵帝与献帝三位，其中冲帝两岁即位，三岁驾崩，献帝即位时已不能控制朝政，只有灵帝在位时间较长（168～1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