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孔子的形象是常常变化着的。梁启超先生曾形象地说过，随着历史的变化，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顾颉刚先生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各个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1] 而周予同先生则在其《谶纬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一文中指出：“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已死的孔子：他随着经济组织、政治现象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换穿着各色各样的奇怪的服装。”[2] 这些言论，都揭示了不同时代的“孔子”具有不同形貌的事实。历史的真相的确是如此，在汉代，统治者就曾借匿名谶纬家之手，在春秋公羊家说的基础上，把孔子塑造成了“为汉赤制”的“玄圣”。
    “玄圣”说的产生，与流行于两汉时期的“尧后火德”说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尧后火德”说，是一个复合政治文化命题，它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汉家尧后”，意即汉朝天子是古圣王尧的后裔；另一层是“汉为火德”，意即汉朝在五行之运中属德为火。此说从宗法和天道两个方面，来论证汉朝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为了能使这个命题获得广泛认同并深入人心，汉朝统治者请出了在本朝建立前273年就已经逝世了的孔子来帮忙。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能通过圣人之口来证明“尧后火德”说的真实性，那么汉家天子树立和巩固自身政治权威的努力就会事半而功倍。
    一、孔子为“王”说
    《吕氏春秋·贵生》说：“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按照“内圣外王”的理论，圣人在经世意义上被称为“圣王”，而圣王在道德的层面上则被称为“圣人”①。“圣”言其德，“王”言其功。孔子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圣人，他虽然不像尧、舜、文、武等先圣那样有过“王天下”的实际经历，但是也同样被认为是“王”。《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便是说孔子的事业与先圣尧、舜、文、武的王者之业一脉相承。根据《墨子·公孟》记载，孔门后学已有尊孔子为圣王的意思流露。该篇提到，公孟子对墨子说：“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孟子·尽心下》开列的圣统是“由尧舜至汤……由汤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
    对孔子为“王”说强调得最充分的，莫过于春秋公羊家。他们声称，春秋时代王纲失坠，王令不行，天子名存实亡。这个“天下无王”② 的时代，需要非凡人物以“新王”的身份来重整政治秩序，恢复社会公正；而圣人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为担当“王天下”的历史使命而降临人世的。孔子是怎样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的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缘鲁以言王义”③，即借《春秋》经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阐明“内圣外王”之义。“王鲁”并不是以鲁为王，而是托“王”于鲁史十二公。皮锡瑞在其《春秋黜周王鲁解》中解释说：“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始于隐，则以为受命王；哀公未尝致太平，而《春秋》终于哀，则以为实致太平。故《春秋》未尝称鲁为王，而据鲁史成文以推其义，则曰王鲁；犹之夫子未尝自称王，而据《春秋》立一王之法以推其义。”
    对孔子为“王”的理论，春秋公羊家们还有另外一种表述，这就是“以《春秋》当新王”④。春秋公羊家们说，受命救世的孔子是一介布衣，他既无尺土之封，也无斧钺之伐，只好加“王心”于《春秋》，通过对历史的褒贬来行使天子的赏善罚恶之权，在天下无王的时代确立“新王”的秩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春秋》上黜夏，下亲周，以《春秋》当新王。”“天子命五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以《春秋》当新王”，就是用《春秋》所创的义法--“王法”--来治理天下，就是把《春秋》看成是由“新天子”手定的、具有至高无上政治权威的大礼书、大刑书。后来的汉儒以经术缘饰吏事，以《春秋》决狱，均是此理论在现实政治的反映。蒋庆先生说：“以孔子为王，意味着世俗之王之上还有一神圣之王，此神圣之王与世俗之王相对立。世俗之王代表着实然的历史，而神圣之王则代表着应然的历史。”[3]
    二、从“素王”到“黑帝后”
    说孔子是“圣”，是没有人反对的，因为在道德的层面上孔子的确堪称楷模；说孔子是“王”，问题就来了，因为孔子并无“王天下”的实际经历。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为周密，春秋公羊家们在孔子为“王”说的基础上发明了孔子为“素王”⑤ 说。“素王”，意思是有道无爵者，即空王⑥。《孟子·离娄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汉赵岐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可见在《孟子》那里已隐约有孔子为“素王”之义。春秋公羊家阐发此义，于是产生了孔子为“素王”说。董仲舒在其贤良对策中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4] 卢钦《公羊序》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春秋公羊学以孔子为“素王”的见解，获得了汉儒杂家的认同，也获得了与今文经学家立场相反的古文经学家所认同⑦。例如《说苑·贵德》载：“（孔子）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隶释·史臣祠孔庙奏铭》载：“……臣以为素王稽古，德亚皇代。”《论衡·定贤》载：“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论衡·超奇》载：孔子作《春秋》以见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淮南子·主术篇》载：“孔子……勇力不闻，技巧不知，专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风俗通·穷通》载：“（孔子）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载：“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徐干《中论·贵验》载：“于是（孔子）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仲尼为匹夫而称素王。”《孔子家语》载：“然凡所教诲，束脩以上，三千馀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⑧ 这众多的引文说明，由春秋公羊家所着力阐发的孔子为“素王”之义，在汉代影响十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