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钩命决》说：“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匹夫徒步”四字，表明“素王”孔子只是个素王；可是“素王”能“制正法”，又说明“素王”终究是王。所谓“正法”，就是合乎五德之运的法则，因为在汉代，五德的运序被公认为王命的根据。在谶纬的感生安排中，周德为木，因此《春秋感精符》说“孔子按录书⑩，含观五常英人，知姬昌为苍帝精”。按照五行相生规律，木生火，故继“苍周”而起的王朝定是火德朝。孔子是“水精”、“黑帝后”，降世不合运序，无法顺理成章地继周而“王天下”，因此立黑制没有意义。但是，要是什么制都不立，他这个“素王”岂不真的成为百分之百的空王了么？要是这样的话，圣人降世还有什么意义？因此实际上孔子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无所作为，他只不过是改“为黑制”为“为赤制”而已。所谓“为赤制”，就是为刘氏的火德汉朝立制，这是汉代的谶纬家对春秋公羊家说加以移植改造而得出的结论。本来，在《春秋公羊传》中就有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之说，但《公羊传》并没有说这个“后圣”是运序为火的帝王，更没有说是刘氏。而谶纬家们引申发挥，把孔子作《春秋》、立“《春秋》制”之义转换成了“为赤制”之义，而把“赤制”说成为汉家之制。关于孔子“为赤制”的说法，在谶纬书中俯拾皆是。例如，《春秋汉含孽》说：“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又黑龙生，为赤告，示象使知命。”《春秋感精符》说：“墨孔生，为赤制。”(11) 《尚书考灵曜》说：“孔子为赤制，故作《春秋》。”《春秋演孔图》说：“孔子论经，有乌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书上，化为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对“赤制”为汉家之制，谶纬也表述得十分清楚。《尚书考灵曜》说：“卯金出轸，握命孔符。”注曰：“卯金，刘字之别。轸，楚分野之星。符，图书。刘所握天命，孔子制图书。”《孝经援神契》说：“玄邱制命，帝卯行。”（“帝卯”是“帝卯金刀”的缺省，意思是“劉帝”）《春秋演孔图》说：“邱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李贤注：“《尚书考灵耀》说：‘孔子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汉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象汉十二帝。”《孝经右契》还杜撰了一个神奇故事，说高祖的受命之符是由孔子代为收受的：
    制作《孝经》，道备，使七十人弟子，向北展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衣绛单衣，向星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
    在这个制作谶纬后的“告天”仪式中，孔子作为中介，使“炎汉”实现了继“苍周”而掌天下的受命（“衣绛”、“赤虹”都是火德的暗示）。
    杨向奎先生分析：“素王之义，已近于教化之主，因为他仅能制礼作乐，并无其位。”[6] 此话颇得其理。《淮南子·主术训》说“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主述训》把“王道”与“教道”并称，以《春秋》之道为王道，以“素王”之道为教道，正显示“素王”包含“教主”之义。而谶纬通过对孔子形象的更进一步改造，使孔子彻头彻尾地由不含运序的受命王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制法主。孔子成为制法主之后，其使命便由“以《春秋》行使天子赏善罚恶之权”变成了“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亦即“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春秋汉含孽》）。这种改造，是很合乎汉朝统治者的需要的。试想，孔子高高在上(12)，在世俗的意义上与汉朝统治者不但没有任何冲突，反倒能“为汉制法”，助汉帝“受命”，这不是很理想的事吗！
    四、“获麟”与“赤受命，苍失权”
    讨论“玄圣”孔子“为汉赤制”，不能不提及“获麟”。
    《春秋》在哀公十四年春记有“西狩获麟”事。所谓“西狩获麟”，是说周天子在狩猎时捕获了一头有角的怪兽。从常理来看，这应当是一件微末之事，不值得一提。然而在惜墨如金的《春秋》中，此事却被当成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来记载。《春秋》经为何要这么做？《公羊传》的作者解释说：
    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董仲舒也认为《春秋》记载“获麟”是为了宣示某种天意，大有深意。《春秋繁露·符瑞》说：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同百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