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吸纳了春秋公羊家的“素王”说。《孝经钩命诀》说：“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城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春秋元命苞》说：“素王授当兴也。”《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在此基础上，谶纬家们还对此说做了奇异的发挥。本来，在春秋公羊家说中，孔子的形象不管被做了怎么样的改造。也还是现实中的人；而在谶纬中，他却被塑造成了似人非人、似神非神的怪异物。谶纬说这位“素王”头顶中央凹下，像“德泽所兴，藏元通流”（《礼含文嘉》），“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且“斗唇，舌里七重”，“虎掌”、“龟脊”，“辅喉姘齿”，“海口，若言含泽”，而胸口有“制作定世符运”的字样（分见《孝经钩命决》、《孝经援神契》和《春秋演孔图》）。谶纬还炮制了一个以“素王”孔子为中心、包括一批“素臣”在内的“春秋朝”。《论语摘辅象》载：“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子路为司空”（一说“子贡为司空”）。《论语比考》载：“左邱明为素臣。”在谶纬中，孔子与左丘明所以被描述为“王”与“臣”的关系，是因为经与传的关系是“主”与“辅”的关系。顾颉刚先生说：“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的酱缸里了”[1]。
    孔子为何只能当“素王”而不能当实王或真王呢？谶纬家们的解释是：孔子属德为水，不合五德的运序。《孝经援神契》说：“丘为制法，主墨绿，不代苍黄。”孔颖达正义解释说，此“言孔子黑龙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苍也”。为了证明孔子的水德身份，谶纬从孔子出生开始编造神话。《论语撰考谶》载：“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这是一个感生神话。按照这个神话，孔子是因其父母在尼丘山求子感应了“黑龙之精”而诞生的。关于孔子的感生神话，在谶纬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春秋演孔图》载：“孔子母徵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故曰玄圣。”既然孔子是黑帝后，因此谶纬就把他称为“玄圣”（玄也是黑）。谶纬把黑帝与孔子挂上钩，目的在暗示他五行属水。正因为是感生的，所以孔子长大后需通过“吹律”来定命。《春秋演孔图》载：“孔子曰：‘邱援律吹命，阴得羽之官。’”“羽”音在五行的相配图式中与水对应，《乐纬》亦说：“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微，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因此《春秋汉含孽》和《易纬通卦验》都说孔子是“水精”。除了这个称呼外，孔子在谶纬中还有“玄丘”（《孝经援神契》）、“墨孔”（《春秋感精符》）等称，这些称呼，都与暗示他的水德属性有关。关于孔子为黑帝后之说，在汉代的很多文献中都能得着痕迹。例如《文选》班固《典引篇》“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李善注：“玄圣，孔子也。”《史晨碑》说：“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颜母毓灵。”“汁光之精”意思就是黑帝后，因为在谶纬中“汁光纪”是黑帝的别称⑨。
    谶纬为何以孔子为黑帝后呢？顾颉刚先生认为，在谶纬中“孔子所以会成黑帝之子，并不是把他算作‘介于木（周）火（汉）之间’的闰统，乃是从三统说的黑统来的”[5]。顾先生的见解，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按照三统说，夏是黑统，殷是白统，周是赤统，三统轮流循环，周的赤统结束之后，继周而起者自当是黑统。然而，如果往深一层思考，便会发现把孔子为黑帝后看作是三统推衍的结果有几点不通：第一，“黑帝”、“水精”说出自谶纬家的炮制，而在谶纬盛行的时代（西汉后期及整个东汉），三统说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当时在政治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相生为特征的新五德终始说，谶纬家们应当不会对三统说这么一种“过时”理论感兴趣；第二，孔子的祖上是宋人，宋为殷后，而殷在三统中是白统，按子孙与祖先同统的原则，孔子应为白统；第三，在三统说的理论框架下，孔子如为黑统，就应有资格继周而当实王或真王，而不应“有道无运”，因为赤统过后正轮到黑统当运。由此看来，把三统说看作是孔子为黑帝后说的理论根源是有问题的。我们莫如换个思路，从别的方面去找原因。从什么方面去找呢？从五德相生说中去找。见载于《汉书·律历志下》的《世经》说：“成汤《书经·汤誓》载：‘汤伐夏桀。’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后曰殷。”殷既然是水德，殷后孔子自是黑帝后。
    三、“墨孔生，为赤制”
    “素王”是空王，但空王也是王。孔子生而未逢其运，并不等于说生而没有意义。天赋使命决定了他作为圣人降世，绝不会庸庸碌碌度过自己的一生。周予同先生说：“孔子不是白白的降生吗？决不是的。他负了上天给他的很重大的使命。这使命，就是他应该替天下制法。”[2] 这层意思，在谶纬中被表述为：“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春秋演孔图》）
    那么孔子靠什么来“显天心”而“制王命”呢？谶纬说，主要靠孔子自己撰著的《春秋》和《孝经》两部制法典籍。《孝经钩命决》载：“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又假借孔子之口说：“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与先王以托权，目至德要道，以题行。”《春秋演孔图》载：“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孔子欲制天下大法，为何不用具有系统理论框架的著作，而用一部被宋代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的历史书籍《春秋》，和一部简略得仅有一千八百馀字的道德读本《孝经》呢？对这个问题，谶纬用孔子自己的口气做了回答：“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春秋纬》）谶纬家声称，《春秋》不是一部简单的史书，它具备“三圣”的法度（《春秋说题辞》：“《春秋》经文备三圣之度。”），陈述天人的道理（《春秋握诚图》：“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改革当时的乱制（《春秋纬》：“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政。”），表示王道的完成（《春秋演孔图》：“丘作《春秋》，王道成。”），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新制法典（《春秋纬》：“据周史，立新经。”）。又说，《春秋》反映的是孔子的“志”，《孝经》反映的是孔子的“行”。《孝经钩命决》载孔子语：“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这就是“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道理所在。通过《春秋》和《孝经》作媒介，谶纬家们在孔子与汉朝之间，建立了一种十分离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