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集中权、势而推恩泽世呢？陆贾认为，在西汉新政权的“王道”治世中，除了君主因拥有独裁的政治、军事权力外，还应拥有思想独裁独断的权力。他针对汉初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小百家争鸣的状况，提出以君主权威钳制思想、禁锢文化的思想文化独断论。他说：“故天一以大成教，人一以口成伦……夫世人不学《诗》、《书》，存仁义，尊圣人之道，极经艺之深，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乖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指天画地，是非世事，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听之者若神，视之者如异，然犹不可以济於厄而度其身，或触罪口口法，不免於辜戮。”[1](《怀虑第九》)
    在这里，陆贾既强调了以《诗》《书》等圣王经典统一思想的重要性，更提出了以“君道”去强化思想统治，反对异端邪说的必要性。在陆贾看来，对于“乖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者，将以罪刑戮，以法纠之。这种思想一统的主张，与商、韩、李斯之流的法家人物文化禁锢政策是惊人一致的。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商、韩等人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绝百家，由此保持君主对社会绝对的文化控制权；而陆贾新儒家们则倡导以“《诗》《书》”为则，以“礼”为教，以圣之意为法，禁绝百家杂说，由此保持以儒家道德纲常为内涵的“圣化”之君的文化独断权。这种文化一律主张，既是大一统君主专制的需求，也是陆贾等对“圣人”的期望。所谓“乐则歌，哀则哭，盖圣人之教所齐一也”[1](《明诫第十一》)。
    其次，陆贾“圣君”说所推行的“王道”，是在凸显封建专制下的儒家“仁政”“德治”的延伸。
    陆贾认为，在肯定与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下，“王道”应以“德治”为先。他说：“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1](《道基第一》)他举历史上“圣人”承天配德的例子说：“圣人王世，贤者建功。汤举伊尹，周任吕望，行合天地，德配阴阳，承天诛恶，克暴除殃。”[1](《道基第一》)圣人为君，要以仁义道德为治道之始，由此推己及人，以礼治天下。所谓“仁政”“德治”，即是轻刑薄赋，不误农时，节俭去奢等儒家所提出的便民、仁爱之道。“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刑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1](《至德第八》)“故欲理之君，闭利门；积德之家，必无灾殃。利绝而道著，武让而德兴，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1](《怀虑第九》)
    陆贾是从秦亡的教训中提出“圣人”应行之治道的。他认为，新朝新君，应承前教训而奉行新政。而在承认与维护既定的君主专制的官僚等级制度下，延用儒家“仁政”“德治”为治世之工具，就会避免前车之覆辙。因此，在圣君的独裁统治下，轻刑减赋，闭利门，绝利途，无疑是新王朝长治久安的良方妙药。在这里，陆贾特别强调了新王朝的君、臣们，要因时而立则的思想方法，来为其“仁政”“德治”思想奠定理论基础。“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则世之便而设其义。故圣人不必同道……万端异路，千法异形，圣人其因势而调之……圣人因变而立功，由异而致太平。”[1](《思务第十二》)陆贾希望当世的“圣人”，能够不拘儒法之异，因世之便而设其义，因其形势而立其法，由此以异变而致太平。这样，圣人以德、治世，以权、术、势固其根本，就能顺天地之道而立功建业了。
    陆贾的“仁政”“德治”思想，其目的仍是为了巩固圣人之君威、权位的。在他看来，“圣人因变而立功，出异而致太平”的目的，是要达到“使小大不得相踰，方圆不得相干”的封建政治等级制度的稳定。所以陆贾一再强调以仁、礼治天下，只是一种为固本而适用的治道之策。“夫欲富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兴誉，垂名烈，流荣华者，必取之於身。故据万乘之国，持百姓之命，苞山泽之饶，主士众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显於世者，乃统理之非也。”[1](《至德第八》)正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使像陆贾这样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形成了富国强威、辟地服远必得之于民的新儒家“民本”思想。正是这种“民本”思想，使陆贾们极力主张用缓和阶级矛盾的“德”“仁”来作为治政手段，用儒家理想社会的礼治精神来代替严酷的法家的刑治精神。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皇权这个最高的封建政治权力。但以儒家“圣化”的道德情感来作为君主执政的价值取向与治道工具，毕竟比专讲赤裸裸的酷严的刑治精神的法家进了一步。这也正是陆贾“圣”“君”结合的合理性所在。
    第四，陆贾新“圣人”观的“无为”论。
    鉴于秦两世君主利用无上君权，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乃至民不聊生的历史教训，作为汉初思想家的陆贾在对“君道”的思考中，还更广泛地考察了先秦各家学说。除了儒、法两学之外，他还首次较系统地援引道家“无为”思想入儒，将“圣君”观与道家的“无为”论结合起来，由此期望能够在张君扬君并对君主价值导向予以“圣化”定位的同时，在政治实践与操作上给“圣人”指引一条达到“仁政”“儒治”的实证性道路。
    基于此，一方面，陆贾论证了圣君承天地之性，秉至善之情，其律合天道，其行同仁义，是“天道”秉承者的本体论依据。“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俯仰进退，以道为依。”[1](《慎微第六》)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拥天子之尊，制九州之权，禀仁义之性，承天地之明的“圣人”君主，应当善于用权治事，将权利在一个合“度”的范围内实行。这个“度”即是应当以“无为”为本，恪守清静，克制己欲，以身循德。他说：
    道莫大於无为，行莫大於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1](《无为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