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平等与同工同酬是不存在的。1943年政府的一份劳工市场调查报告中指出：“现有的一切事实证明，雇主的歧视是黑人就业率不足的主要原因。”〔29〕当黑人获得一些报酬较多职位较高的工作后，白人工人在种族主义分子挑动下，经常举行所谓的“仇恨罢工”，抗议雇佣黑人工人。这类罢工极易发展成为迫害黑人工人的种族暴乱。仅1943年，美国就有47个城市发生了这类种族暴力事件，其中底特律市的骚乱造成了25名黑人的死亡。白人雇主的歧视与白人工人的抵制，使绝大多数黑人工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作， 只能得到低于标准的工资。 1959年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通过对纽约市制造业的情况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纽约市服装制造业中，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主要集中在技术要求较低、工资低微的工序和生产低廉大路货的车间中。在这个工业部门当中，他们提升去搞技术或要求较高的工作的过程是缓慢的。在技术要求较高的生产上衣和套服的部门中，这个少数民族工人阶层几乎很难见到。”〔30〕尽管二战以来，黑人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但由于遭受歧视，黑人与白人工人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却在加大。 1954年， 黑人工人每小时平均收入与白人工人平均收入相差0.90美元， 1959年下降为相差1.45美元〔31〕。从1952年到1958年， 黑人中等家庭的收入为白人中等家庭收入的57%下降为51%〔32〕。直到本世纪60年代初时，在黑人被雇佣的地方，有80%的黑人都在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工作，而在这一层工作的白人只有40%。例如在洛杉矶市，1960年时，城市里95%的废品回收工人是黑人，80%的街道清扫工和95%的保管员是由黑人承担的〔33〕。
    还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不利于处于经济底层的黑人就业。战时美国的经济曾成功地吸收了巨大的非技术劳动力，战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生产自动化，取代了许多简单工序，再迁入城市的黑人已难以找到足够的非熟练工作职位了。自动化的发展对就业劳工提出了更高程度的文化要求。但长期以来黑人所受的隔离且不平等的教育必然使黑人在与白人就业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且，“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大批少数民族成员上升到社会上层地位。”〔34〕美国的白人社会一直不为黑人提供相关的职业培训与提高训练，借以阻挠黑人获得较好的职业。
    一直在城市中发展的工业，五六十年代随白人迁入郊区。于是聚居区居民被遗弃在就业机会日渐减少的城市中心。而且，从50年代初起，新兴的工厂企业、商业公司等约有一半是在城市的郊外兴建的，这无疑也减少了城市中心黑人居民的就业机会。被郊外工厂企业等雇佣的黑人则不得不乘坐票价不断上涨的公共交通工具奔波于聚居区与郊外，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60年代美国城市种族骚乱连绵不断，对白人商业企业带来极大损失，这加速了这些企业公司的迁出市区。据统计，1965～1971年间，仅芝加哥就有一千多家公司从市中心地带搬迁到郊外，其中包括5万个就业机会〔35〕。聚居区黑人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
    四、黑人聚居区中的其他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城市黑人的就业不足与中高收入阶层黑人的人数较少，极大地影响了黑人的经济状况。1960 年， 黑人中等收入水平为年收入3085美元，白人为5427美元，美国71%的黑人家庭年收入低于5000美元，白人家庭为39%〔36〕。1966年时，有36%的黑人家庭收入甚至不足3000美元，黑人中等收入水平为年收入3971美元，白人则两倍于黑人，为7170美元〔37〕，黑人与白人的经济差距是越来越大，黑人聚居区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为就业--生存而拚搏对黑人聚居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它严重地破坏了黑人家庭结构，许多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男人离家出走，以使他的妻子儿女可符合得到“对无依无靠儿童资助”或具备领取其他救济的资格。1966年，白人有8.9%的家庭为单亲家庭，而黑人则为23.7 %〔38〕。在这种依靠救济环境中长大的儿童经常得不到正常的教育，于是使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不易找到工作。还有一些黑人干脆不找工作，依赖救济维生，这进一步又造成黑人聚居区内的犯罪率和吸毒率等都要高于其他地区。
    在黑人聚居区内，黑人的婴儿死亡率和成年人死亡率都要远远高于白人，聚居区也是高发病区，肺结核、梅毒、肺炎等的发病率都五六倍于白人同样病的发病率。可是，聚居区内的医疗服务业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自50年代起纷纷迁往郊区。以芝加哥为例，1950～1970年间，城市中心行医的医生平均每年损失100人，内城10 个最穷聚居区内医生从占人口的0.99‰减少0.25‰，而郊区10个最富社区医生的比率从1.78‰，增加到2.1‰〔39〕。
    在解放了一个世纪，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城市化之后，美国黑人仍处于年深日久、已经制度化了的种族歧视的奴役之下。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是无法通过国家的几条法律和黑人的几次行动得到解决的。在城市，黑人的生活被限制在了聚居区中，即使有适宜的聚居区之外的住房可以得到，黑人也无力取得；他们无法为抚养和教育他们的子女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环境；也无法更充分地参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黑人所面临的问题绝非只此一端。聚居区的居住隔离、学校隔离和就业不平等更破坏性地造成了黑人的失意感和被疏远、遗弃的感觉。随着黑人经济每况愈下，城市黑人对白人的仇恨情绪越来越强烈，而警察对黑人的暴行和骚扰则更进一步激化了种族矛盾。黑人动辄被警察殴打、逮捕、投入监狱。警察根本不是维持聚居区治安秩序的人，而是强化白人种族统治，残暴压制黑人的代表。1968年的国内动乱调查报告中记载了黑人对警察的不满，在丹佛市的一个黑人区，82%的人相信存在警察的残暴行为；在洛杉矶的瓦茨区，74%的黑人认为警察对他们不够重视，或者对黑人使用过侮辱性语言〔40〕。实际上，60年代的城市种族骚乱，有许多完全是由于警察的暴行而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