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近30年里，主要由于美日两国实力和权势的显著增长，东亚国际政治总的来说变得比较简明了，即从此前约20年欧美日列强大体上互相制约、纵横捭阖的状态，转变成以美日两国争斗为主的状态。《中美关系史》虽然没有作出此种概括，并明确划分这一时期美日争斗的几个基本阶段，但对这一过程的叙述是比较清楚的。第一阶段为一战期间及凡尔赛和会，可称为日本优势之下的美日竞争。美国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日本对袁世凯政府的二十一条要求。与某些论著中较为简单化的观点不同，《中美关系史》一方面确认美国在有关交涉之初对日态度甚为软弱，并试图以允许日本独自控制山东、南满和东蒙来换取日本放弃独霸中国地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交涉后期美国态度有所改变，进行了幕后的和公开的外交干预，有助于迫使日本搁置第五号要求的多数条款⑥。尽管如此，该书强调整个交涉过程中美国的“总原则是不因中国问题而卷入国际争端”（第29页）。这一断言基本正确，但表述不够适当，而叙述美国政府在交涉终结所作的声明时，没有提及著名的“不承认原则”，不免令人感到美中不足⑦。接着，在叙述了美国新一轮败多胜少的在华投资攻势（被某些美国史学家视为意在“遏制日本进一步对中国本土进行单方面经济渗透”⑧以后，《中美关系史》将笔锋转向美日两国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和代表双方关系暂时缓和的《蓝辛-石井协定》。前一幕的描述恰到好处地同中国国内的“府院之争”和美国政府内部的政策争议糅合在一起，只是对日本鼓动中国参战的动机阐释得不够清楚；关于后一幕的评判总的来说是准确的，但未指出美国的妥协既表明了威尔逊政府已从两年前宣布的不承认原则后退，也表明了美国第一次明确修正门户开放政策。这种对日本扩张的退让、对中国权益的出卖和对自身原则的背弃，在凡尔赛和会处理山东问题时达到了顶点。《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论述实际上肯定了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⑨。有关研究中比较平允的一种看法认为，威尔逊在和会上起初反对日本要求，后来在日本压力下转攻为守，继而妥协退让，以至彻底屈服⑩。就山东问题而言，对威尔逊外交的此种概括，不管大多数学者能否接受，借用它来表述威尔逊任内整个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基本轨迹是恰当的。
    以美日争斗为轴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的第二阶段，主要由华盛顿会议构成，其结果是日本权势受挫。《中美关系史》注意到，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的决定（连同他对协约国的其他重大让步），使期望战后按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安排世界的美国舆论幻想破灭，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愤怒。这种状况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任何后继的行政当局改变对日态度。不仅如此，美日竞相扩充海军军备，20年代开始时两国“从政府到民众舆论都认定对方是在进行针对自己的战争准备”（第65页），从而使美国将抑制日本作为保证战略安全的必要前提。此外，当时还存在一种《中美关系史》没有注意到的、对日本不利的国际政治态势：德国战败和俄国因国内剧变而暂时退出在东方的大国地缘竞争，使英法远不需要像战前那样迁就和支持日本。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的对日态度，以及美日势力对比的改变。与某些论著认为美国在这次会议上依旧姑息日本不同，《中美关系史》得出了与另一些论著相似的较为合理的结论，即美国总的来说采取抑制日本的政策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1）。这一成功体现在《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以及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之中。它不仅具有大国格局的意义，也具有国际政治规范的意义。“列强制订了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常常受到局部的破坏，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毕竟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然废弃它”（第81页）。当然，如《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论述显示的那样，所有这些并不意味东亚国际体系分层的改变。尽管“华盛顿会议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而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第80页），但中国在会上提出的关税自主权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要求以及废止对中国政治、法权和行政自由的种种限制的要求，被美国在内的列强搁置起来，中国仍然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正是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大国格局和规范以及它所维持的分层，构成了一个新旧相间的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
    华盛顿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均势，特别是美日均势。这种均势的前提，一是日本被约束和自我约束，二是美国政府愿意并有能力在东亚维持足够的介入和进行有效的干预。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这两大前提已基本不存在，东亚国际政治自此进入了一战爆发以来的第三阶段，即日本武装侵略浪潮兴起并最终导致美日全面冲突。对这一过程前半段的关键问题之一--美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态度，《中美关系史》作了精细和公允的阐述。国内大多数有关论著认为美国的态度始终是绥靖，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照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的侵略，定下了30年代西方大国迁就法西斯侵略者、牺牲弱小国家的政策基调（12）。然而，《中美关系史》依据对史实的细致发掘和分析，认为美国的态度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两个月内，美国政府持消极观望态度，史汀生幻想日本文官内阁能约束军方，希望国联出面解决中日争端；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终于导致史汀生于11月下旬明确地谴责和警告日本，并在一个多月后以照会方式声明不承认主义；尽管不承认的实际阻遏作用非常有限，但它毕竟明确地反对日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强调美国在华利益和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完整应予维持，并且保留了美国以后进一步干预的权利（13）。与其前任执政的最后15个月相比，罗斯福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的对日政策显得极为软弱。“美国处处小心，事事谨慎，生怕冒犯日本”（第157页）。《中美关系史》所作的这一评价以及对美国姑息政策的基本原因的说明，同中外研究者的普遍看法一致。该书有关论述的缺陷是，几乎完全限于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天羽声明、棉麦借款和白银协定，而对国际政治大背景中一些应予重视的问题（包括美国承认苏联并与之建交的对日动机、美国对日本退出伦敦海军会议和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反应、美国大力扩充海军军备等）或未予注意，或匆匆带过。罗斯福政府同国会制订中立法的关系同样未得到足够的说明。
    1937年，罗斯福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日本则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美关系史》将此当作美国逐渐趋向抗日的起点，这从世界和东亚形势、罗斯福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史述编排便利的角度来看，无可厚非。当然，这并不等于美国政策的变化是直线式的。国务卿赫尔就卢沟桥事变发表的声明以及美国在《九国公约》成员国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无所作为，表明罗斯福政府没有放弃姑息政策。但另一方面，罗斯福毕竟发表了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他的政府毕竟实行了针对日本对华战争暴行的“道义禁运”。在公允地叙述了此类双重倾向后，《中美关系史》展现了一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态--美国政府从1938年底到1940年秋三次以贷款方式实际授助中国抗日，可惜与前一部分相比有叙述稍简之嫌，不利于显示其重要意义（14）。此后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强硬化趋势和美日全面冲突趋势迅速发展，而《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论述，是同对于国际政治大背景和美国世界战略的简短说明结合在一起的。德日意缔结同盟，法国败降和英国抗战，日苏签订中立条约，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南部，苏德战争爆发--这一个个重要事件连同中国抗战局势，决定了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发展。
    如果说一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的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处于美日关系的框架内，那么此后多年的中美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美苏关系的框架内（15）。与美日关系不同，从二战后期开始，美苏关系的舞台不仅是区域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因而在战时战后中美关系研究中，考察美苏关系的有关内涵，也就是考察中美关系的主要的东亚国际政治原因和世界政治原因。《中美关系史》在这方面作了若干努力。该书分析并强调了罗斯福关于苏联的考虑及其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关系，正确地认为“美国既需要苏联军事上的支持，又要限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战后亚洲既需要苏联的合作，又要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第365页），并且谈到了此种考虑同美国对苏蒋关系和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方针政策之间的因果联系。作者还阐述了美苏冷战的开始，以此为出发点来研究马歇尔调处失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该书就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内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相矛盾和东北问题上的军事、外交折冲，就1949年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新中国的“一边倒”决策以及年底正式形成的美国东亚战略等，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做出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