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关系史》有关中国对美政策思想及战略的研究中，最周详、最富卓见的，当推论述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对美政策部分。章百家曾经依据翔实的中美双方档案史料，相当深入、系统地探讨了这一课题（32）。与之相比，陶文钊的研究在某些重要方面提高了一步。首先，关于蒋介石政府此一时期对美政策的第一阶段，《中美关系史》将下限划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其背景是政府内部完成了对抗战以来外交的检讨，确定了新的外交方针。从政策思想及战略的调整、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战局的变化等几方面来看，这样的划分比将1938年1月《近卫声明》作为下限要合理些。在这第一阶段中，蒋介石实际上基于“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思想，着力争取借助欧美列强干预，实现中日妥协。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谋求欧美列强提供对华贷款和美国修改中立法的努力，虽然几乎没有成效，但蒋关于美国的意象和信念（“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威，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第189页），促使他认定美国迟早会援华抗日。其次，尽管章陶俩人都将国民政府的新方针概括为“苦撑待变”和着重争取美国，但陶文钊较多地注意了蒋介石的基本外交思想，该书的一段引文（蒋介石1939年8月29日致胡适电，见第195页）有利于读者了解这位长于纵横捭阖的谋略家对世纪初复杂的东亚大国竞争史事的理解。遗憾的是，“敦促美国对日禁运”一节对中国就此进行的外交努力叙述过少。第三，尽管章陶俩人都正确地认为抗战前期中国对美政策的第三阶段是从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到珍珠港事件，但章百家将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主题泛指为利用日趋尖锐的美日矛盾来获取美国的全面支持，并且过于侧重论述蒋介石的有关策略，陶文钊则抓住谋求中美英结盟对抗日本这一根本战略思想，着重据此来展现对美外交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后一种论述更为严整，也更符合事态的本质。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美政策思想成为国内一些学者深入考察的对象。在已发表的成果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牛军和杨云若、杨奎松的专著（33），以及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中的某些论文。它们多半依据许多学者很难利用的中共外交档案文件，细致准确地展现了中共对美外交的思想和实践。在这方面，《中美关系史》因条件所限，难以超过这些著作，但它仍就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有特色的见解。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关于1937至1941年间中共世界政治观和美国观几度变迁的论述。从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上半年，中共呼吁并期望中美英合作反对日本，实现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然而，慕尼黑协定、有田-克莱琪协定、美国在援华问题上的消极、苏德条约的签订和苏联国际政策的大变化等事态发展，再加上国共关系重新紧张，使得中共改变了原先对世界政治的看法，用帝国主义战争来解释欧战的性质，将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制国家定义为世界反苏反共反民主的中心，视东方慕尼黑的可能为最大危险。但与众不同的是，《中美关系史》强调，即使在此时，中共也没有把美国与英法等同起来，而是及时肯定美国东亚政策出现的积极变化。同样与众不同的是，《中美关系史》证明早在1940年，中共就重新将美英同日本的矛盾当作东亚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尽管对欧战性质和总的世界局势的解释未变，但已确认东方慕尼黑危险已大致过去，苏德战争爆发时，这种不正确的解释就自然被抛弃了，中共政策思想在国内与国际两方面重归完全统一。与前述论著相比，《中美关系史》的有关说明较为合理，因为它实际上把世界局势与东亚局势、中共的意识形态与现实考虑、意识形态本身的限制作用与伸缩性，有分寸地区分开来，而不是只注重前几个方面。当然，该书在论述中共对美政策思想方面仍有欠缺，其中最明显的，一是阐述1944年中共对美外交时未分析中共当时的对外政策思想，二是展现中共领导人关于西方世界和美国的意象、态度和信念（34）的内容过少，不如对孙中山和蒋介石政策思想的论述。
    在《中美关系史》涉及的时间范围内，美国对华政策思想中最系统、最自觉、也最具实践指导作用的，当推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思想。该书与此有关的内容值得注意。我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为界标，将其分为前后两个形态：（1）“把中国当大国对待”为核心的形态；（2）以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为特征的形态。它们在基本假设、着重点、政治与战略含义和实施方式等方面都大有区别（35）。事实上，以此界标来划分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乃至中美关系，是三部国际名著（36）的共同做法，不过它们未能充分系统地阐明政策思想问题。《中美关系史》与国内大多数有关论著一样，没有认识到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分水岭性质，但它仍然指出了此前此后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某些基本要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以前，罗斯福设想中国将是战后四强合作体制中美国唯一真正亲密的伙伴，唯一处于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大国；美国需要中国充当主要屏障，抵制苏联未来在东亚的可能的扩张，并且充当美国的主要助手，帮助消除英法荷殖民帝国。而且，中国还被罗斯福视为推广美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最大场所：中国可以在美国指导下“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第224页引语）。罗斯福还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且对美国有着“感情上的依附与钦佩”（第224、284页引语），他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对美国实现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罗斯福希望国共两党团结，不支持国民党反共，因为国共团结有利于抗战，也因为他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第255页引语）。对这套几乎充满了矛盾、幻想和幻象的政策思想，《中美关系史》作了相当准确的叙述，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述及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斯福政府设想的中国在盟国对日作战中近乎头等重要的战略作用（37）。
    这套政策思想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所包含的战后东亚大国格局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苏联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国则占据显赫位置。它同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以后美国政策所体现的新构想相比，差异很大：苏联变为美国以外东亚唯一的一等角色和美国的首要伙伴兼竞争者，中国则变为二等角色，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中国国共两党关系已被置于美苏关系的总框架内（38）。美国在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除维持中国战场外，已被认为是：（1）防止国共对立破坏美苏关系，并为苏联权势扩张提供诱因和机会；（2）防止苏蒋对立促使苏联支持中共，并导致蒋介石拒绝出让东北权益，这一出让在罗斯福看来是为实现苏联参战并使之适可而止所必需的。这套新的政策思想构成了贯穿1944年和1945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关于中国的外交活动的主线。但是，由于《中美关系史》未注意比较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前后的形势变化和美国政策差别，未注重从宏观上思考整个二战后期美国对华和对苏政策的内在逻辑，因而有关陈述显得比较松散，往往叙事较多，而未能充分揭示深层原因，特别是基本政策思想方面的原因。例如，在谈到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关于国共关系和中苏关系的讨论、华莱士访华、美国向延安派遣陆军观察组等重要事件时，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上述内在逻辑，忽略了某些重要情节，如在华莱士抵华前夕，驻苏大使哈里曼奉总统之命同斯大林讨论中国国共两党问题（39）；华莱士访华期间美蒋达成美国斡旋中苏关系和安排中苏会谈之共识（40）；赫尔利来华前，罗斯福嘱咐他除协调蒋史关系外，应促进国共两党军政统一和苏蒋接近（41）；赫尔利来华途中取道苏联晤谈中国问题系出于罗斯福的指示（42）等。当然，如本文第一节所说，该书在论及雅尔塔协定时，正确地分析并强调了罗斯福对华政策思想中关于苏联的考虑，但雅尔塔协定及半年后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过是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展开过程的终端。未能充分揭示这一过程的发端和内在逻辑，从而据此说明1944年和1945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关于中国的各项外交活动之间的本质联系，是《中美关系史》的主要缺点之一。这种缺陷也存在于其他多数有关论著之中（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