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奎松：《论四十年代中共与苏美关系及其政策的演变》。
    （34）参见何迪《毛泽东的美国观》；牛军《毛泽东外交战略的起源》，均载于《环球同此凉热》。
    （35）《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6）罗马纳、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Charles F.Romanus and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华盛顿1956年版；菲斯：《中国纠葛》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3年版；梁敬：《开罗会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37）关于这一设想，见我的上述论文，又见王建朗《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38）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1943年下半年苏德战场形势根本改观和苏联表示将加入对日战争；二是自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起中国在盟国对日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39）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年第6卷，华盛顿1967年版，第97页。
    （4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美中关系白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579、581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6卷，第245页。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评论说，这是“通往雅尔塔的通行证”，菲斯：《中国纠葛》，第150页。
    （41）罗马纳、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25-426页。
    （42）纳尔逊与莫洛托夫谈话记录，1944年8月31日，密苏里州独立城杜鲁门图书馆藏杜鲁门文件，机密档第33盒。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6卷第253-256页。
    （43）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第1章和第2章。
    （44）著名外交史学家A.J.P.泰勒、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多种论著尤其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朗克的外交史著作，也大得益于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