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还包括国家政策的形成过程，广义地说，在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党派、政府部门、舆论群体及其相互间的政治关系和意见交流，而且有国家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同机构、不同个人及其相互间的政治关系和意见交流。由于已解密的美国的外交档案文件最为丰富，历史学家对美国当局内部在外交决策中的分歧和争执了解得最多，同其他广泛利用此种史料的著作一样，《中美关系史》对美国政策的阐释也因此显得更为细致和准确，其中较有特色的是，作者对芮恩施同国务院关于二十一条和中国参战问题的分歧所作的研究。这位前大学教授、远东问题专家对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甚为担忧，断定二十一条危及中国独立和美国利益，主张美国应积极反对。国务院向日本示弱后，他强烈警告如此将造成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我们的在华影响会就此告终”（第26页引语）。《中美关系史》指出，芮恩施的意见对威尔逊决定改行较为强硬的政策起了相当大作用。在中国参战问题上，芮恩施为排斥日本影响，擅自鼓动北洋政府对德断交和准备参战。这一行动遭到国务院否定后，他又抗命不遵，导致国务院不得不指示必须阻挠中国参战，否则“意味着让日本控制中国军队”（第39页）（25）。行政当局内部的争执还以激烈得多的形式表现在威尔逊的山东外交政策引起的风波上。《中美关系史》以有力的事实和简洁的文字，展示了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包括国务卿蓝辛）对威尔逊出让中国权益的强烈不满：当面质问者有之，据理争辩者有之，致函抗议者有之。芮恩施甚至为此而愤然辞职。这些叙述同关于国会和舆论激烈反应的叙述相呼应，再现了威尔逊当时的极端不义及其众叛亲离的处境，并且有力地衬托了美日矛盾的尖锐性。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二战末期罗斯福政府内部在对待国共两党问题上的分歧--“两种美国对华政策主张”（第355页）--所作的分析。早在1986年问世的一篇论文（26）中，作者就作出了这一分析，其独到之处是如实地将罗斯福本人的立场定位于赫尔利、魏德迈一边，强调后者是罗斯福意愿的执行者，同时又指出这种意愿在执行者的积极推动下，从一种笼统和不无伸缩余地的政策意向逐渐转化为具体和明确的政策并趋于极端的机制。这对于准确理解二战末期美国对华行为是很重要的，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史》中一项具有显著思辨性质的决策分析。
    如果对照本节开始提到的各个层面和因素，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史》的考察还不够广泛、细致。例如，在论述美国同新中国从对立走向战争时，该书未提及这种对立状态是促使美国国内兴起麦卡锡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未提及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对美国东亚战略和对华政策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中共和新中国的国内政策由于同美国对立而受到的影响，及其国内政治考虑对于对美政策的影响，《中美关系史》也未予注意（27）。又如，在美国干预中国国内政治方面，史迪威为实现其在华使命几度很深地（甚至以阴谋方式）卷入国民党上层政治这一重要史实（28），似乎被作者忽略了。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美蒋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美国的战略要求同蒋介石的国内统治利益多有抵牾--该书阐述得很不够。对加剧1949年美国行政当局内部对华政策争吵的权力斗争因素--国防部长约翰逊同国务卿艾奇逊的倾轧--作者也未提及。还有，中共中央内部某些时候在对美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中下层干部、基层党员和民众在对美看法、态度和行为方面同中央的意图之间的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对决策的影响，固然因条件所限不易研究，但也不应一概忽略或回避。
    中美关系与中美政策思想
    从政治层面上说，国际关系大致上就是国家（及国内独立的政治运动）的对外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导致对外政策形成和支配其运行的，除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经济中各种有关的客观因素外，主要是决策者的对外政策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广义的，既指心里、情绪和精神（即mentality），亦指理念、观念和意识形态（即idea和ideology）。具体说来，它大体上包括同对外政策相关的意象、态度、价值取向、信念和意识形态（29）。意象是指关于外部世界某一客观事物或状况形成的概念、对其是好还是坏所作的估价以及赋予它的含义。态度是指事先对外部世界某一类事物或状况是好还是坏、是友好还是敌对等等所抱有的总的倾向和立场。价值取向构成态度的基础，指示了对外行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向。信念则是其持有者坚信的一些命题，即使它们有时是不可证实的。众多互相联系的信念构成的体系，即是意识形态。大致由这些要素构成的“对外政策思想”，既表现在决策者自己所作的系统阐述中，也表现在具体的对外政策实践中。它们的主要实践意义，在于同基本的客观情势一起，决定外交战略。因此，一部中美关系史，必然包含关于中美政策思想及外交战略的历史记录，问题只在于叙述是否准确，解释是否适当，考察是否周到。
    《中美关系史》有关中国对美政策思想及战略的论述，大致涉及清末以来五大政治力量：清政府、北洋军阀、广州革命政府、蒋介石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清政府对美政策思想，作者概括为“以夷制夷”。日俄战争后，在华扩张之疯狂莫过于日本，而担忧日本势力膨胀莫过于美国，因而“以夷制夷”自然主要是以美制日，1908年清廷派遣特使唐绍仪访美，目的即在于此。然而，当时东亚列强竞争的大格局，加上日本及时在对美移民问题上迁就美国，致使唐绍仪抵达华盛顿当天，其使命即因美国同日本达成《罗脱-高平协定》而宣告流产。1915年，袁世凯面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特别寄希望于美国的干涉”（第29页）。如前所述，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美国的态度并非一味软弱，但是在美日力量对比上，美国的处境比七年前更加不利，致使袁世凯的“以夷制夷”未能奏效。值得赞许的是，《中美关系史》始终未像国内先前的不少论著那样，否定作为近现代中国外交传统思想之一的“以夷制夷”。实际上，它的主要依据是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客观位置，是大国竞争和大国制衡倾向的客观事实，以及这两者共同决定的弱国均势外交的必需性和可能性。这一传统思想即使对主要依靠中国人民力量的新型中国外交来说，也是可以继承或借鉴的（30）。
    陶文钊的著作对20年代前半期中美关系研究所作的一项显著贡献是，展现了直系军阀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对美政策思想。吴佩孚采取以夷制内的方针，竭力结交和拉拢美国在华官员及民间人士，迎来送往，厚礼相待，殷勤之至。他特别重视宣传媒介的作用，想方设法动员在华美国报人为其制造舆论。凡此种种，盖出于争取美援以达到扫除皖奉两系的目的。由于前述的多种原因，他的期望大半成了泡影。在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对美国的希望更是全盘幻灭。很长时间内，孙中山心目中的美国是“世界上头一个实行民权的国家”，是“为自由而奋斗”的中国革命者可以作为鼓舞者和榜样的国家，是孙中山热切期望“一起为这一正义事业而战斗”的国家。基于这样的意象、态度和信念，孙中山恳切呼吁美国承认和支持广州政府。然而，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力量的意象、态度和信念则完全相反，导致孙中山最终确信其“助恶长乱”，“妄图消灭中国的共和国”（31）。《中美关系史》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认识转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美政策转变，言简意赅，很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