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关于1941年底以前东亚国际政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研究相比，作者在这方面的论述显然是逊色的：没有足够地展示美苏关系框架中罗斯福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16）；对战后支配东北问题及其走向的国际原因的说明，不够深入和全面（17）；对苏联因素如何影响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和新中国的对美政策，未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18）；在1949年末到1950年6月，美国拟定和改变了东亚战略和对台政策，有关的国际政治背景及美国世界战略背景值得注意，而该书只作了简单的阐述（19）。这些不足之处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缺陷似乎表明，作者对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尚未形成准确和严密的宏观理解。
    中美关系与中美国内政治
    国际关系和当事国的国内政治是两个紧密关连的范畴。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有如下几类：（1）国际关系状态--友好或对抗，缓和或紧张，和平或战争，往来密切或疏浅--对每个当事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苏激烈对抗状态对美苏各自国内政治的影响）；（2）一国针对另一国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对后者国内政治的影响，前者往往以造成这种影响、实现干涉内政为自觉目的，包括谋求改变对方的政治体制、政府、国内政策或外交决策过程；（3）一国国内政治对该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中，除政治体制外，经常为研究者注意的有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动机（例如争取外援以打击国内的反对派，或援助某个国家以取悦亲近该国的国内势力），对外政策执行者或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要求，影响对外政策的舆论（如果舆论对政策形成并非无足轻重），特殊利益集团旨在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活动，对外政策决策层内部的意见争执或权力斗争（两者兼备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中的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
    《中美关系史》在有关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上，主要涉及上述第二类联系，即美国以其对华政策和行动影响中国政治事态，也就是影响武昌起义后40年里几乎持续不断的中国内部动荡、政治冲突和革命。按照现代中国政治的进程和美国的介入程度，这些在华干预主要有对辛亥革命、直奉冲突、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战后初期国共冲突和解放战争的干预。对后三项干预，国内已有若干专著作了详细阐述（20），《中美关系史》的某些有关的重要见解则将在后面涉及。美国对十年内战的干预，特别是1930年夏美舰猛烈炮轰在长沙的中国工农红军并多次在长江沿线同红军交火，美国历史学家早已予以注意和探究（21），但据我所知，国内已发表的各种论著都未谈及这些史实，《中美关系史》也不例外。至于美国国内政治，该书的叙述涉及前述第三类联系中的某些因素，即美国国会和舆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行政当局内部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争执。
    关于辛亥革命，《中美关系史》同国内先前的有关论著（22）一样，认为美国和其他列强采取了既不支持清廷亦不支持革命党人的中立态度。但是，这并非意味它们在革命变更和秩序稳定之间保持中立，它们的方针是“支持袁世凯执掌大权，收拾局面”（第5页）。也同先前的论著相似，《中美关系史》强调美国同其他列强一起孤立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扶袁压孙，干预辛亥革命。不过，该书仍提出并证实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解，那就是威尔逊取代塔夫脱执政后，美国政策由列强共同行动转变为美国单干。威尔逊不顾忌欲以承认为筹码索取新权益的其他大国的反对，单独承认袁世凯政府（美国由此最先承认中华民国）。这一行动有助于袁世凯压制国民党人，此后美国又听任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可以说，《中美关系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论述有其特色。
    更有特色的是，该书对美国与直系军阀关系的考察，加强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依据中外第一手史料，作者揭示了20年代初列强竞争和北洋军阀混战交织而成的中国政治经纬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美国与英国一起，支持直系军阀打击投靠日本的皖系和奉系军阀。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柯尔比迅即指示驻华公使公开出面阻挠日本扶皖反直，在华美国报人则纷纷撰文褒直贬皖。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美英公使即表示直系的胜利展示了中国统一的前景，主张列强一致同意促进对直系的外商贷款。美国公使还介入了直系总统贿选的筹划过程，而且作为唯一在场的外国公使观摩了这幕丑剧的上演，以示支持。但另一方面，作者指出由于日本的牵制、银行家对投资风险的担心以及因直系政权腐败无能而引起的不满，美英“没有给直系实质性的援助”（第96页）。这样的阐述很有分寸。
    美国对1924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态度和政策，是一些中美关系史学者业已深入探究过的一个课题（23）。要在总体水平上超过先前的论著，实属不易。尽管如此，《中美关系史》仍然在这个课题上作出了某些独到的贡献。首先，作为背景性的探究，它揭示了美国对孙中山及其广州革命政府的蔑视和敌视。在美国驻华代表和华盛顿方面看来，孙中山是“狂妄自大的麻烦制造者”，是“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的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是“中国统一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第97、100页引语）。在广州政府的承认问题和广州海关余款（关余）的归属问题上，美国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者的对立表现得尤其明显，它预示了美国对此后中国大革命的总的态度。其次，在阐述南京事件（宁案）时，《中美关系史》使读者能领会到美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区别对待，反对过分逼迫蒋介石，另一方面又对蒋的地位和控制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因而进行了军事准备，以便必要时进一步实行武力干涉。这同牛大勇和沈予分别提出的两种对立观点相比，较为精细和审慎。
    《中美关系史》中有关美国国内政治的叙述，主要涉及国会和舆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在这方面，该书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有三处：一是国会和舆论强烈谴责威尔逊针对山东问题的外交政策，二是它们对中国20年代大革命的同情或理解，三是由于史迪威被召回而发生的舆论转变。在凡尔赛和会上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让给日本后，威尔逊返回美国时，“迎接他的是劈头盖脸的批评浪潮……他在国会中的反对派更是对他群起而攻之”，“在美国历史上，中国问题如此引起美国公众和政界的注意，这还是第一次”（第61页）。如前所述，这种舆论无疑是促使后继的哈定政府向日本权势发起反攻的一大原因。在说明美国政府所以坚持规避对中国大革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时，《中美关系史》强调，除实业界及其喉舌以外，其他舆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教会组织，以种种方式宣传理解中国人民民族情绪的必要性，反对进行武装干涉。由于舆论影响，在中国民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之际，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要求善待中国大革命的议案。约20年后，中国事态又一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中美关系史》叙述了史迪威被召回一事如何激起了美国舆论“‘巨大幻灭情绪的突然爆发’，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无能的丑事统统被抖搂了出来”（第328页）。美国人关于蒋介石政权的良好意象转眼间几乎荡然无存。正如作者指出：美国舆论的这种转变对战后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是一个制约因素（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