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临时政府迁往四川綦江后，继续致力于创建属于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1940年4月，金九为首的韩国国民党、赵素昂为首的韩国独立党和李青天为首的朝鲜革命党，实行三党合并，成立一个新的统一的韩国独立党，成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该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要“积极编成光复军”。1940年3月1日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发表《韩国独立与东亚和平》一文，就组建光复军向中国政府提出呼吁：“中国要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则不可忽视韩人的独立运动。故安定华北，必先收复东北，要收复东北，必须援助韩国独立，……希望最短期内，实施援助组织韩国光复军，共同驱倭，奠定两民族独立、自由、和平的新国基”⑨。
    1940年2月，金九向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面提组建光复军的建议，当即获后者的首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朱家骅也表示同意，并于同月28日呈报蒋介石，建议予以批准。蒋介石在同年4月11日批准朱家骅的呈文，同意成立光复军。蒋介石有鉴于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以及独立党志士在韩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乃不顾朝鲜民族革命党方面的反对，亲自批准了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成立光复军的要求。
    蒋介石的指示下达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局会同军政部，积极协助金九和独立党筹建光复军。1940年6月20日前后，金九向朱家骅提出《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对光复军的性质、任务、兵额、隶属、编制、征募方法、训练方法及地点、活动区域等事项，拟订了初步计划。其中划定：“光复军系讨倭韩人武装势力之正式的基干部队”，兵额“暂以一师为标准”，训练地点暂设西安或洛阳，部队“暂以冀、陕、豫、晋、鲁及东北四省为主要活动区域”⑩。中国当局原则上同意此一计划。
    1940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由四川綦江迁至重庆。9月17日，临时政府在嘉陵江畔的嘉陵宾馆，举行盛大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并宣告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临时政府任命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奭为参谋长，蔡君先为参谋处长，黄学秀为副官处长，赵素昂为政训处长，洪震为军法处长，金起亢为管理处长，车利锡为军需处长，刘振东为军医处长。同时编成特务队四个队，每队六十人，共二百四十名（11）。韩国临时政府对光复军的成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告国内外同胞书》中，号召“积极扩大、强化韩国光复军”，“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把各地方的革命的及半武装队伍，都在光复军的名义下，重新编成。同时，积极动员全国青年及壮年，参加到光复军来！”（12）
    但实际上，光复军成立之初，仅先建立总司令部，暂设参谋、政训、副官等三个处，其他各机关及下属正式部队并未组建。这时中国军方对光复军的组建及其在各地行动计划，意见尚未一致，未作出具体决定，该军的组建与发展乃处于停顿状态。为此，1941年春金九多次致函朱家骅，并转呈蒋介石，请求“正式编组韩国光复军”。5月28日，蒋介石据报后正式批准成立韩国光复军。5月30日，军委会办公厅正式作出了关于光复军编制和总司令部组成人员配备的规定。军委会1941年11月又规定，光复军由“军事委员会直接统率指挥，……参谋长及参谋、政工人员悉数由军委会派遣”。经军委会下达的该军总部编制，除总司令和正副参谋长外，设参谋、总务、政训等三处。军委会任命中国陆军中将尹呈辅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1940年11月，光复军总部副官长黄学秀、高级参谋金学奎率领在渝人员抵西安，与临时政府驻西安代表、军务部长曹成焕会合，成立光复军西安办事处，开展宣传动员、争取敌后韩国同胞的工作。同年12月，光复军总司令部移至西安。光复军在西安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部开办训练班，招收和训练韩人青年，至1941年10月已训练了两期学员。同时，在西安招收了成立于1939年、曾在三十四集团军受过训练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五十余名队员。此期，光复军组成四个支队和一个征募分处。第一支队，支队长李范奭；第二支队，支队长高云起；第三支队，支队长金学奎；第五支队，支队长罗月焕。其中第五支队，即由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改编而成。此外，光复军还在一些地区招募和集结一批韩侨，至1942年2月，“除沦陷区域不计外，在山西、西安、上饶等地集结者已达四百余人。”（13）
    光复军在名义上是属于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部队，但在实际上却归中国政府军委会和有关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指挥和管辖。光复军总部参谋长和各部主管，均由中国军方派员担任，副职由韩方人员充任。光复军的粮饷和武器装备，全由中国军事当局拨给，并由军委会办公厅军事处管辖监督。在光复军成立之初，中国军委会主管部门为求军令和军政的统一，严格管理和指挥这支特殊性质的武装力量，制订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项。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1941年11月13日，军委会办公厅向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颁发了上述“行动准绳”。其中规定：“韩国光复军在我国抗日作战期间直隶本会，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仅接受我国最高统帅唯一之军令，不得接受任何其他政治牵制”，“关于该军之指挥命令，请领款械等事由，本会指定办公厅军事处负责接洽”，光复军在中国各战区的活动，“必须受我当地最高军事长官之节制”等等（14）。这九项“行动准绳”的基本点，是把光复军的领导权全部归之于中国军方。这与韩国临时政府当初设想的领导体制，即光复军“直隶于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以中韩联军总司令资格，统率并指挥之”（15），是大相径庭的。
    光复军的组成，在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指出：“革命如果没有团结与统一的领导，没有革命的武力，没有实质的准备，决不会成功的。即使成功，也是局部的得不偿失的。韩国光复军就是在这些事实经验教训中，本着三一革命运动的传统精神，以及时代的需要，而建立和成长起来的。”（16）光复军不仅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而且对韩国独立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光复军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李青天在与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高度评价它对独立运动的意义和作用，说：“光复军之成立，激励了韩国内地人民，使他们复国的信念更加强了。这二年中，许多韩国青年冲破敌人封锁，来内地参加光复军，在美国的韩侨组军运动，也非常激烈，援助光复军之运动，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