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的组建和统一(4)
国统区韩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统一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这两支韩国革命武装力量,它们在总的政治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动员和组织在华韩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打倒日本侵略者,夺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然而,这两支武力分属于不同党派,处于分裂状态,这是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中各个党派长期分裂,特别是朝鲜民族革命党与韩国独立党这两大党派争夺韩国武装力量领导权的表现。而争夺军事领导权,归根到底是为争夺独立运动的政治领导权和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主宰地位。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掌握的朝鲜义勇队,是朝鲜独立运动在中国关内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并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支持。该党力求实现以朝鲜义勇队为主干的在华武装力量的统一。韩国独立党与临时政府则认为韩国光复军是政府的国军,在华独立运动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统一于光复军,因而,独立党企图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将朝鲜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由于双方争夺军事领导权,以及中国政府方面由军方和党方分别支持韩国两支武力,对两支武力的统一又缺乏一致的政策和意见,导致两军一直各自为政,相互分立。 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朝鲜独立前景的日益显露,造成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同时,韩国独立党和韩鲜民族革命党之间在政治、军事力量的分化与消长,也造成了在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的旗帜下,统一两派武装力量的有利条件。而中国国民政府援韩政策的正式确立,以及以韩国独立党和临时政府为支援重点的原则之确定,对于实现以韩国光复军为基础的武装力量的统一,则起了主导作用。 国民政府对于韩方两支武装力量的统一问题一向十分关注,认为如果军事统一问题不解决,韩国两大党派便不能真正合作,独立和复国的最终目标亦无法达成。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本来是由中国党方和军方扶助而建立的,都得到国民政府的全力援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援韩政策的演变,国民政府对两支武力统一的态度,逐渐倾向于将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而强化后者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韩人所认同和拥护;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方面愈来愈明显地察觉到,朝鲜义勇队内部潜藏着共产主义分子,认为这支队伍隐伏着危险性。尤其是朝鲜义勇队屡次发生一些队伍投向八路军根据地而不复返的事件(18),更促使蒋介石作出义勇队并入光复军的决策。 蒋介石在1941年10月30日致电何应钦,令将义勇队和光复军一同改隶军事委员会,均由参谋总长统一指挥。同年11月15日,蒋介石正式指定,韩国光复军受军委会参谋总长之统辖指挥,并调派尹呈辅、王平一等中国将校出任光复军总部之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加强对光复军的指导。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中统局根据对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以及对韩方两支武力的考察,确认支持韩国独立党和光复军是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利的政策。1941年11月1日,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致函朱家骅,系统陈述这一主张,说:“朝鲜民族革命党(即朝鲜义勇队)自苏德战争发生后,颇有人与共党发生关系。根据政治部之通报,亦确有此事”,“金九所领导之韩国独立党其前途希望最大,参加人员亦较有历史,……站在本党立场,扶持金九领导之团体,比较最妥,而今后进行方法,应鼓励金九多方吸收朝鲜义勇队之可靠分子,同时应与政治部接洽,彻底改组朝鲜义勇队,而由金九方面派员前往担任。”(19)这一建议,获得朱家骅的完全赞同。朱家骅并以这一建议不断向蒋介石进言。 在韩国独立运动内部,当光复军成立之初,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曾通过各种途径向民族革命党金若山示意,请以团结为重,勿再长此分裂;并主张将朝鲜义勇队归并于光复军。金若山则主张以朝鲜义勇队为武力团结的中心,宣称“绝大多数的朝鲜革命青年,都已经团结在朝鲜义勇队的旗帜下”。(20)同时提出将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队合而为一,成立以义勇队为主体的朝鲜民族革命军的主张,双方各不退让。然而,中国政府,在华韩侨以及旅居美国等地的海外韩侨,都迫切希望两党合作,加强临时政府。1941年4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郭泰祺同时约见金九和金若山,敦促两党团结合作。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之下,同年5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重庆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决定了参加临时政府、与韩国独立党合作的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族革命党进一步确立了这一方针。 光复军方面以义勇队成员不断投向八路军为由,多次向中国当局提出要求由该军统一韩国在华武装。1941年6月1日,临时政府中央军事委员金学奎向朱家骅提出:“现在朝鲜义勇队已完全过黄河北去,与十八集团军联络,其态度业已明显,光复军可否吸收成立统一组织,想中国政府亦当无异议。”(21)1942年2月12日,李青天、李范奭向朱家骅提出“节略”并呈报蒋介石,建议中国当局“对于朝鲜义勇队,采取适当之措置,促其与该光复军合作。”(22)同月19日,金九致函朱家骅并呈蒋介石,坚决反对中国“主管军事当局,拟另新编组朝鲜义勇军,与韩国光复军分途举行”,并要求将朝鲜义勇队“归属于韩国光复军,混合组织,以期武装统一。”(23)朱家骅对金九的提议极表赞同,主张由金九接管朝鲜义勇队。 至此,蒋介石认为韩方两支武力并编的时机已经到来,义勇队已无单独存在的必要。金九亦采取主动,与金若山加强谈判,并指定临时政府各部首长与民族革命党和义勇队干部磋商,并就并编原则达成协议。金若山一派在十分勉强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并编的方案。蒋介石随即批准并编方案,军委会于1942年5月15日发布命令:“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增设副司令一员,并派金若山为该军副司令,其原有朝鲜义勇队着改编为该军第一支队。……”(24)新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后,由李青天、金若山分任正副总司令。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由金若山兼任支队长,原光复军第一和第五队合编为第二支队,由李范奭任支队长;原第三支队保持原状,仍由金学奎任支队长。“自此,在华的朝鲜革命运动,在军事上已经完成统一。……一个统一的民族,是一定能战胜一切的。”(25) 新编的韩国光复军名义上是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但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在实际上仍是一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国际纵队,无论是在军令或军政方面,都是受军委会指挥和管辖的。前述的“准绳”九项,在初期其积极作用得到了应有的发挥,中国军事当局切实负起了支持、援助和指挥光复军的责任。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其消极方面日益显现,韩国独立运动中不少党派认为它有损于韩国的军事主权,表示不满。自1942年下半年以来,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盟国战胜日本和朝鲜独立的曙光已经逐渐显露,朝鲜的国家独立意识也明显增强,遂对九项“行动准绳”和中国人员担任光复军实际领导的状况,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且,由此引发朝鲜独立运动内部新的派系斗争,在野各党派纷纷指责执政的韩国独立党“媚外”、临时政府“丧权辱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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