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层次的土地关系变革产生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现代化农业的农村经济实体：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这一时期的土地调查册揭示：不论在敞田制地区，还是在被圈围地区，家庭农场的比例在1801年以前一直占优势。这说明家庭农场在农业革命时期构成农业生产的主要基本单位，直到19世纪初才真正被资本主义大农场取代〔3〕。 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所使用的劳动力性质上：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家庭（非工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农场则完全采用工资劳动力；家庭劳动力所产生的劳动价值融合在家庭经济中，而工资劳动力的劳动价值被资本家所剥削〔4〕。
    16-18世纪的农业基本生产者是由公薄持有农、契约持有农和自由持有农三大主要土地占有者构成。他们在地产估价表上被政府统称为“自耕农”或“农场主”。这种自耕农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农场主则为农业革命时期产生的新型农民。他们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这使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维兰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明显区别开来：（1）依靠家庭劳动力；（2）耕种与家庭劳动人口相应的土地；（3）从事简单商品生产；（4）与领主的关系是契约性的；（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拥有稳定的土地财产权利，包括使用权、出租（转租）权、买卖权、继承权和维护以上权力的保障权。从16世纪90年代始，自耕农的土地财产权利受到共同法法庭（包括王室法庭、民事法庭和税务法庭）和大法官法庭的保护，其目的在于打击贵族势力，巩固农民土地所有权，扶植农民家庭生产。当这些自耕农转变为家庭农场主后，他们的生产与市场发生直接的关系，从而使带有村社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生产体制瓦解。土地立法以后，地产成为资本占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资本主义地产。土地市场也是面向广大农民的，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扩大了家庭农场，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农场。
    农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使英国农业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据克拉夫兹的宏观经济分析，1610年至1860年，英国农业生产率以年均1 %的速度增长，比工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了近一倍〔5〕。 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可以用小麦产量来说明，1750年小麦亩产8蒲式耳，1800 年为20蒲式耳，到1851年达到27蒲式耳。此外，羊的数量增加2倍， 牛的数量增加近一倍。英国被公认为农牧业结合得最好的国家〔6〕。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每块土地扶养人口的增加。1650年英国一个农业工人生产的粮食可以供养1.5个非农业人口，1800年为2.5人，到1860 年为6人。这一时期英国人均产量比爱尔兰、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高出40%至50%〔7〕。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英国率先工业化奠定了基石。
    二、资产阶级政府创建工业化环境
    工业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形式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作用。以现代经济理论来说，即使得遵循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都会采取相应的政策，建立实现现代化的环境，以诱导工业革命的启动。就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看，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是必然的〔8〕。萨普德提出两个原因， 颇有道理：第一，从传统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有赖于改革或消灭制度上的障碍。诸如封建土地所有制、税收制度、货币制度、价格制度等都是根深蒂固的，改革或消灭这些在制度上的不合理因素，唯有依靠政府的权威。第二，建立现代化环境需要大量具有“外溢经济作用”的服务事业，例如教育机构、交通网络、灌溉系统等。这些工程不受私人投资者注重，需要政府率先创办〔9〕。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和以后， 其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关重大，特别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它在建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环境方面，更是直接参与，冲锋在前。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一个体制开放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政府。新的政府推出一系列法规和政策，直接干预经济，促使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现代化环境的形成。土地立法、议会圈地、海外掠夺、殖民战争和国债制度等都是新政府在工业革命前直接参与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化环境的重要内容。土地立法不仅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更重要的是让土地完全进入市场，使之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投资的形式之一。通过市场买卖来推动土地资本主义化的速度并不能满足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欲望，于是政府又以议会圈地的暴力手段加速土地的资本主义化。据哈蒙德夫妇的估计，至少达到英国耕地的一半，约570万英亩〔10〕。海外掠夺使英国获得了启动工业革命的资本。 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是政府直接参与下进行的。据统计，18世纪英国向法属和西属美洲殖民地输送黑奴达50万。殖民战争为英国带来三大好处：（1）以战胜国资格索取巨额赔款；（2）用武力吞并战败国的殖民地；（3）获得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 这些在掠夺印度的财富上尤其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757年到1815年，英国政府从印度掠取的财富就达10亿英镑。
    进入18世纪后，英国已是一个以庞大财政和军事机器为基础的帝国。由于财政和战争支出的需求，政府成为“最大的生产品消费者”，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各阶层产生巨大影响。奥布里恩指出：“这一时期政府的经济活动足以引起国民经济收入的再分配、刺激工业生产、促进政府金融机构（如伦敦股票市场）的发展。它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11〕为支付财政和军事开支，政府在国内一般采用两种形式来获取所需资金：一是举债；二是提高税收。这两种形式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极其重要的。建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一开业就同政府达成一笔交易：银行以8%的利息贷款给政府， 而政府作为回报则授予其制币权、银行券改造权和证券投机。这就是所谓的国债制度。国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资本家，巨额的公债利息最终转为资本；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政府用税收的形式将其债务转嫁给民众，1700年税收总额占国民生产总收入的9%；到1815年达到18%〔12〕。 税收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1737年，一位抗税人士写道：“我不知道哪种必需品不要交税，也许只有水不上税。我们通过窗税对空气、日光以及太阳供给的热量交税，通过煤和蜡烛对夜间的光和热交税。我们通过盐税对面包、肉及各种杂粮交税。不交羊毛税、亚麻税、肥皂税等等，就不能穿衣，甚至不能洗澡。”〔13〕据估计，当时人们在每20先令的开支中有10先令作税交给了政府，而政府又以付债的形式将它塞入资本家的腰包。这里，政府在资本积累方面的经济作用已经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