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战祸最为惨烈的世纪，也是生产力发展最为迅速、人类社会变化最为深刻的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20世纪将具有划时代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西方的霸权在20世纪达到了顶点，而抵消和分解这种霸权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成长起来的。
    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上面关于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成立的话）对20世纪西方霸权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经历的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也是“欧洲内战”，是近代以来欧洲大国争夺欧洲主导权的继续。19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舞台就日益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影响。希特勒德国的垮台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正好应验了几十年前人们关于两极世界必将到来的预言。〔8〕这种“欧洲内战”之所以被称为（或演变为）世界大战， 在于欧洲各大国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支配性地位。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入侵、同时也是最后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大国。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和延续时间最长的重要战场，是东方的主战场。但欧美各大国，包括俄罗斯和前苏联，都把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和1945年5月7日或8 日德国投降日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与结束的纪念日。1995年在莫斯科举行了最为隆重的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的国际性庆典。这一天是5月8日，德国投降的日子，而不是8月15 日日本投降的日子。这事本身就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性质。
    以欧洲为中心的一战、二战和冷战的世界性规模是近代以来欧洲作为世界舞台“中心”地位的突出标志，也是欧洲大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能力达到顶点的标志。一战、二战和冷战的起源各有不同，但一个共同的基本的缘由是欧洲各大国及新崛起的美国对欧洲主导权，进而也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不过，也正是由于各大国在这短短的不足百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向其最高目标的频繁冲刺，使亚非拉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更加迅速和彻底地被卷入到西方大国所创造的国际体系中来，并在加强欧洲争斗双方实力（特别是战时）的同时削弱了“中心”在这一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一战未能解决欧洲列强间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但却把许多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卷进到欧洲列强间的纷争中来了。二战的结果不仅是击败了西方列强中最具侵略性、破坏性的法西斯势力，而且使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体系走向解体，亚非拉一百多个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获得了独立，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意味着几百年来由欧洲列强主导欧洲的传统战略格局的解体。而冷战的结束、美苏两极结构的终结和多极化形势的出现，又是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出现了多元的、能与“中心”相平衡的战略力量。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几百年来欧洲作为国际舞台“中心”位置的丧失。
    冷战中，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在战略上对美苏两家形成强大的牵制外，东亚国家经济上的腾飞，更是对欧洲的“中心”作用和西方的工业文明提出了尖锐挑战。早在1982年，两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尔亨兹和柯德尔便惊呼美国已经面临着来自东亚的“威胁”。他们写道：“我们常倾向于夸大军事威胁，但往往忽视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在世界上我们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但在防御非军事的入侵方面，我们却是脆弱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我们居然看不到来自东亚的挑战。”在回顾了美国二战以来三次对亚洲的大规模军事介入之后，这两位学者写道：“我们虽有力地捍卫了我们的战略利益，但却忽视了来自亚洲的威胁。之所以会有这种忽视，是因为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美国目前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的是东亚，而不是西欧。……这种威胁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西欧。”他们甚至把东亚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比喻成地震对陆地形状的作用。“地震改变了世界地图，其激烈程度远甚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9〕
    13年之后，东亚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使西方人对东亚刮目相看。这一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一书，把十年来各国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关注和评价推到了最高点。他认为亚洲国家正在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从劳动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这就是他所描述的第八大趋势：从西方走向东方。〔10〕奈斯比特的推论能否成为现实尚不好说，但东亚国家经济上的持续增长确实给西方提出了比苏联的军事威胁更为严峻的挑战。实际上，早在1980年，即先于霍尔亨兹和柯德尔两年，英国国会议员、《中国季刊》主编麦克法克先生就提出了类似的警告。他在《后儒家的挑战》一文中把西方所面临的挑战分成几种类型：苏联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的，中东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的，而东亚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也就是生命形态的（form of life）。〔11〕由此得出结论说东亚对西方的挑战是最根本的。
    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麦克法克先生的论点太片面，太武断。他们所提出的反证就是中国。十几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上的腾飞，这种批评的反证似乎站不住脚了。奈斯比特在其《亚洲大趋势》大作之中，开篇第一章即断言：“日本的经济实力已达到顶峰并开始衰落，而华人正摩拳擦掌迎接‘龙的世纪’。”他认为，“中国这条巨龙开始舒展其政治和经济的筋骨”，“中国能从日本人手中夺得经济领导权其潜力不仅在其本土，更在于广大的海外华人集团--一个隐形的复杂微妙的网络--之中，它造就了中国与华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这种海外华人圈体现着东方式的家庭和教育观念，已渗透于整个亚洲，并向全球蔓延。”〔12〕很明显，这位未来学家在这里又有夸大之处，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转轨，中国市场的开放确实给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力。特别是在西方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东亚国家的经济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说明这一地区的经济有着与西方不尽一致的发展机制。按照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美国人文艺术院哲学院士杜维明先生的说法，“今天确实已有在非西方传统而成为现代化中组成部分的东亚文明”。〔13〕而这或许是20世纪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最超出人们想象、也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